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第三，从地域来看，开放的过程以沿海开放为主，通过沿海开放，带动内陆地区发展，内陆地区慢慢跟进，也逐步开放；
第四，从行业来看，工商产业领域先开放，其他领域慢慢跟进，最初在工业领域，建筑业、房地产业也先行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商业、金融、贸易等领域也逐步开放，加入WTO后形成了服务业的广泛开放；
第五，开放之初，我们是被动的，是以适应国际环境、国际游戏规则为主的开放，适应了之后，开放倒逼了中国国内的各种制度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国内营商环境的国际化。
经过30多年的开放与发展，到2010年前后，中国已经一跃成为世界上以GDP规模排序的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和世界第三大外资引进国。
中国经济规模的爆发式增长有目共睹：1979年中国的GDP是全球的1%，现在是16%；1979年中国的GDP是美国的4%，现在是64%。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在这一轮的开放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但是2000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世界贸易中的逆全球化势力逐渐抬头，中国面临的贸易摩擦压力也越来越大。
一方面，这一波所谓的“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主要针对中国；另一方面，我国经过近40年的大发展，经济规模、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变化是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劳动力的红利逐渐淡出，再加上我国的要素成本、土地成本都在提升，这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出口、引进外资及粗放型建设都不再合适。
因此，十八大以来，我国审时度势，对进一步开放的方向方针进行了调整，中国的开放呈现里程碑意义的新格局，形成了五个新特征：
第一，从以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出口和进口双管齐下推进的特征。十八大以后的5年里，我国的出口每年增长6%左右，进口每年增长12%左右，即进口的增长要比出口高一倍，这样就使得进出口贸易顺差逐渐减少，顺差比重大幅度下降。
这里要注意一个经济规律：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大国，可能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可能是原材料加工出口，也可能是粮食农副产品出口，但进口大国肯定会成为经济强国。
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战略大局。
第二，我国不再一味靠单向的“引进外资”做国际投资交易，而是鼓励双向的“引进来”和“走出去”。
2013年到2018年，我国每年引进外资约1300亿美元，5年大体上是6500亿美元。但就在这5年时间里，“走出去”投资达到7200亿美元，这个“走出去”货真价实。
和另外一组数据对比就更能说明问题，在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里，我国“走出去”投资共计5000亿美元。
这充分表明，当下我们“引进来”和“走出去”双管齐下，不是喊喊口号，而是货真价实的行动。
第三，中国的开放不再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中西部慢慢跟进。
十八大以后，我国的任何开放措施，都是东西南北中同步开放。比如1990年到2010年，我国一共批准了78个保税区，全部设立在沿海一带；十八大以后，内陆地区相继增加了60多个保税区。
还有，原先“新区”政策只有上海和天津有，在2010年以后，新批了15个新区，5个在沿海、5个在中部、5个在西部，现在全国共有17个。同样的还有自贸试验区，目前全国18个自贸试验区几乎同步地把沿海、中部和西部地区全部覆盖。
除了工商企业以外，我国的服务业、服务贸易、金融、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全面开放。再过几年，大家会看到开放带来的增长、开放带来的增量、开放带来的投资，这样一来，中国经济全方位的、更高质量的发展都会铺展开来。
第五，中国融入世界已经不再是过去几十年简单的去适应世界贸易规则，而是既融入适应又参与改造、进而制定新的国际游戏规则。
我国毕竟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世界第三大投资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越来越有发言权，越来越走近舞台的中央，越来越在某些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可以这么说，从1979年到2050年的71年可以分为两段，到2015年左右的30多年是以鼓励出口、鼓励引进投资、沿海开放、工商产业先开放、适应国际经济制度为特点的开放，而十八大以后的开放呈现五个新特征，推动着我国向世界经济大国、强国加速迈进。中国在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发展中，遇到了美国挑起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本质是让中国和美国经济脱钩，让中国和世界经济脱钩，试图让中国回到封闭的状态。目前国内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两种观点，都应该受到批评。
第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本次贸易摩擦是因为国内有部分专家学者或者官员说了不适当的话。
实际上，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摩擦，一定有核心利益在起作用，决不会因为某些言论就引发大国的较量。
第二种错误观点，认为如果中国对美国客气一点，美国就不会打压中国。
这一观点完全缺乏历史知识和国际常识。拿美国和日本来说，二战以后，日本在国际政治经济上一直是美国的附庸，然而，美国对日本的打压从来不手软。无论亲疏远近，在核心利益面前，美国都不会手软。
守成的老大面对崛起的老二，必然发生“战争”，结局无非前者打败后者，抑或后者取代前者。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终将会取代美国，美国害怕中国像美国干涉别国一样干涉美国。然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讲究“仁义治天下”，不会妨碍他人，也不会威胁他人。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拥有明显的体制优势。首先，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改革开放为动力，改革就是对落后的生产关系的调整。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又倒过来刺激生产力的发展。反观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曾对社会保障体制进行过一些改革，但还没推开，就被继任的特朗普政府全部推翻。
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性矛盾无法释放，每过七八年就会通过爆发经济危机的崩盘方式进行调整。在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生产关系中一些主动的改革式推进，显然没有中国那么得心应手。
中国既注重以经济为中心，同时又高度重视社会公平，把效率和公平作为硬币的两面充分协调平衡。
（2）各级地方政府，都以经济为中心、以社会公平为福祉在努力；（3）全中国14亿人都在勤劳、努力、积极、奋斗。总而言之，中国总是在波浪中前进，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危机是颠覆性的，每颠覆一次就会损耗30%-40%的GDP。
再次，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每一届政府也都是在做与时俱进的事，总是会修正或者补充原来不足的地方，“同心圆一脉相承”，这一点也是中国特有的体制优势。
同时，中国的国家体制有充分的耐力，遇到矛盾或者困难比较有定力，即整个国家的哲学思想、人民观点和系统理念比较有定力、耐冲击，能克服困难。鉴于以上比较优势，部分美国人的想法很直接，认为如果现在还不遏制中国，那么十年以后，美国便永远无法对付中国。
第三，美国内部潜伏着一种重大的危机，即美元危机或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
美国政府的债务去年达到22万亿美元，今年预计会达到23.8万亿美元，而美国的GDP在20万亿美元的水平。美国政府是一个通过举债来发行货币的政府，其债务余额不能超过GDP的70%，超过70%就将发生经济危机。
美国从1933年世界金融危机直到2007年，债务水平都没有超过GDP的70%。上一次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美国政府的债务水平在GDP的67%，但是2008年危机还是发生了。为了“救灾”，2008年底，美国政府的债务从不到70%升至80%以上。
2009年底，美国政府的债务达到GDP的90%，2013年更是突破了100%，进入了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经济危机的状态。目前，美国政府债务已经是GDP的110%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要维持信用，无非有三种办法：（1）把现在的危机推向未来，发行100年的低息或者无息债券；（3）美国也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例如减少军费供给，现在美军每年军费开支接近1万亿美元。
然而鉴于美国的体制，第一种方法没人理，第三种方法不敢做，只有第二种方法，于是，美国与中国“别无选择”地发生了贸易摩擦。
因此，中美贸易摩擦的必然性，也可以理解为长期性，另外，中国和美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交织、犬牙交错，稍有理性就应该合则两利，表现为极具复杂性。
中国跟美国这场经济较量将会持续到今后五年乃至十年，直到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媒体将目前的情况称之为中美贸易摩擦，这不是不愿意承认贸易战，而是因为一旦贸易战开始，就不仅仅是关税战，还有壁垒战、汇率战、金融战和长臂管辖战等。
贸易战发生后，如果再要升级，就可能会发生军事战争。总而言之，贸易战要么不开启，一旦开启，后面可能会面临更为错综复杂的局面。
应对贸易摩擦，首先应秉持正确的态度，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想到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不管是修昔底德陷井、两种社会制度竞争还是美国人要转嫁危机的需求，都有其必然性，不要心存侥幸。
第二，保持定力，增强信心。要看到国家的回旋余地、承受能力和国家现在的经济实力。
第三，守住底线，灵活对策。底线要守住，不守底线，就变成卖国了，所以在关键底线上要坚决守住。另一方面，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考虑到中美经济结构间的互补性，对两国之间的各种问题，互相妥协、互相对称，形成一种平衡，也很有意义。
第四，自力更生，要补短板。比如高科技等关键领域是我们的短板，这方面一定要加大投入，用科研创新驱动把关键技术补上去；再比如在去杠杆和债务方面我们也有不少短板，要对症下药，中美贸易摩擦最终将以中国自己自强而强、自盛而盛、自己的短板补强而获得胜利。
应对贸易摩擦，其次要把握原则和方法，概括为打好“五张牌”：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金融业是盾牌，补短板是关键牌，开放是永远的底牌。
第一张牌是市场。如果丢掉中国市场，就是丢掉今后十几年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跟中国脱轨就是跟市场脱轨，就是跟最大的增量脱轨，就是自绝于市场。这不仅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美国，更有害于世界，这便是“市场是王牌”的概念。
第二张牌是产业链。世界上货币贸易的70%都是中间品贸易，跨国公司形成了上千个全球企业间的供应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一旦增加关税，产品出口成本就会增加，出口变少，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就会倒下。
现在中美贸易摩擦的两方都在增加关税，看起来打击了对手，但要知道，对手的产业链里，50%、60%甚至70%又是和自己捆绑在一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正反对中美贸易摩擦的，是美国60多个制造业协会、联盟。所以，产业链、供应链是王中王，是王牌中的王牌，是抵御贸易战的万里长城，是杀手锏，是回旋镖。
第三张牌是金融。市场和产业链都具有进攻性。但我们在金融领域没有进攻性，只有防守，那么，防护的盾牌一定要坚实。一旦发生贸易战、金融战，把金融这道防线筑牢筑稳，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环。
金融领域的防守，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个方面，要按中央提出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执行，要害就是去杠杆、去泡沫、去过剩的产业和产能、去坏账……把房地产、工商企业和地方政府中潜在的高负债降下来，把全社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脱实向虚的高负债去掉，这都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
第二个方面，要应对美国的金融战、汇率战、长臂管辖战，这三个战的总由头，就是汇率战。美国在2015年通过《2015年贸易便捷化及贸易执行法》，这个法对世界上操纵美元汇率的国家制定了十大措施，只要美国财政部宣布哪个国家操纵汇率，就可以采取这十条措施来裁定或者打击。
第三个方面，做好具有反制意义的事，在金融方面，让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一旦人民币变成国际货币，汇率战就没意义了。
第四张牌是补短板。科技领域可以说是短板中的短板，现在谈科研创新、创新驱动，要害的问题在于基础研发投入不足，一方面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排到世界第二位，投资量不小，但是2万亿元里只有5%约1000亿元投资在核心的基础高科技研发上。很显然，在这方面，中国的体制优势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1.进一步降低关税、增加进口，不追求国际贸易的顺差，而是追求出口和进口平衡；
2.进一步扩大开放，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在金融、工业、服务业、服务贸易、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实行更广更大的开放；
4.进一步建设国家的开放新高地，这个新高地就是自贸试验区；
5.进一步融入世界和对WTO多边制度的改革，积极参与、全力维护WTO的发展要求，同时，努力地参加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上更多国家和地区实现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贸易一体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用更大的开放化解贸易摩擦，是永远的底牌。本文摘自10月15日黄奇帆于“2019浦江养老金融夜话”上的发言实录，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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