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副研究员卢昊在《日本蓝皮书（2018）》指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全球及亚太战略进行全盘调整。在外交上坚持“日美基轴”的日本也因此面临冲击。为此，安倍政府主动出击，与特朗普政府加强政治协调，利用作为地区安全焦点的朝鲜问题，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军事合作，还积极拉动美国推进所谓“印太战略”，联合印、澳等构建“四国同盟”。2017年，日美多次就“印太”和“印太战略”发表公开声明，作出共推这一战略的姿态。这反映出双方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下更密切合作主导地区秩序建构的意识。“印太战略”也成为除朝核问题外日美地区战略协调的另一重要内容。

作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印太”和“印太战略”并非近期才出现。奥巴马时期，在“重返亚太”的总体方针下，关于“印太”的政策话语出现很少，基本局限在对印政策方面，并不具备“战略”的形式，但依然反映出美国地缘政治思维的变化。日本方面，早在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就发表题为《两洋交汇》的演讲。2012年12月再任首相后安倍抛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主张“由日、澳、印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2013年1月，安倍访问东南亚三国后提出“日本外交新的五原则”，主张建立“跨越印太的关系网络”。同年2月，安倍在美CSIS演讲中首次明确使用“印太”一词。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发展会议上，以“自由开放的印太”为前提阐述日本的非洲战略。稍后，又在对印首脑外交中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作为强化日印“战略合作”的基本手段。

基于外交需要，日本更早地公开提出和积极构建“印太战略”，也较早地与美国进行了政策沟通。这也成为特朗普在调整亚太政策的前提下，对前任政策话语进行“更新”而提出“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背景。

进入2017年，“印太战略”背景下的日美互动明显升温。美国利用这一概念调整印度洋政策，进而界定美国整个亚洲战略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日美地区战略协调新的基础之一。特朗普访日期间，“印太战略”成为日美强化同盟合作的核心概念。日美宣称，为实现“日美主导下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以下三方面具体措施：普及并落实法律主导、航行自由等基本价值观；追求广泛联系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对各国实施海上执法能力构筑支援”。这标志着日美将共同推进“印太战略”正式纳入到同盟合作的框架当中。

从目前的情况看，日美基于“印太战略”的战略协调体现出以下特点：

（1）在日美关系全局方面，日美宣布共推“印太战略”，比起具体政策合作，首先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宣示”，旨在体现“同盟团结”并增强相互信任。“印太战略”可以统合双方的政策观念及表述，即使作为“政治口号”也可一定程度上带动日美地区政策协调，进而巩固日美同盟的“基本盘”。

（2）在共推“印太战略”的首要议程方面，日美将强化与该地区“支点国家”即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联动作为突破口。除继续推进日美澳、日美印三边对话机制作为协调基础外，日本还积极推动日美印澳举行四边外长乃至首脑会谈。2017年11月12日，日美印澳四国局级官员在马尼拉首次举行四国战略对话，就如何在“印太”加强海洋安保合作进行了协商。日美以日美印澳为“骨干”打造“印太”，实质上与过去的“四国同盟”设想以及通过“日美+1”模式在亚太拓展同盟网络并无本质区别。

（3）在共推“印太战略”的原则方针方面，日美公开以“价值观推广”和“秩序构建”为手段，声称开放合作但实际具有排外性，战略针对中国的意味浓厚。日美共推的“印太战略”以中国作为基本的“问题意识”，试图借助崛起的印度等区内新兴国家来制衡中国。

（4）在共推“印太战略”的角色分工方面，日美目前的政策联动与同盟体制转型趋势相一致，即在战略层面上“美主日从”，而在具体操作层面“日前美后”。美国基于最大化战略收益而尽可能降低风险成本的考虑，在主导战略方向的前提下，将更多通过“幕后策动”、“间接制衡”的方式行动，而由更具能力及意愿的日本来出面，在前台直接推动战略，作为美国的“战略支点”而发挥在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中“联络中枢”的作用。

（5）“印太”在日美各自对外战略体系所占的比重不同，对于日本而言，“印太”牵动日本“战略性外交”的全局，而对于美国而言“印太”仅是其全球战略布局的一部分，可替代性更高。这决定了日美在推进“印太战略”时的主动性和目标设定不可避免存在差距。特朗普强调本国利益高度优先，坚持保护主义而批判多边机制，与“印太战略”中应有的自由主义、合作主义原则直接相抵触。这导致“印太战略”的未来走势还有相当大的变数。日美“印太战略”针对中国的思路缺乏可持续性，日美共推“印太战略”的前景，取决于这一战略是否真正能够具有其所声称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参见《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