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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渝:十九大与中国资本全球化

​王世渝 |2017-12-27 10:286288

毫无疑问,十九大是中国有史以来引起世界关注度最高的一次盛会。十九大结束后,我在主持投资欧州的峰会上开玩笑似的对与会欧洲嘉宾说:目前,整个中国上至部长省长

王世渝,富国富民资本董事长


来源: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毫无疑问,十九大是中国有史以来引起世界关注度最高的一次盛会。十九大结束后,我在主持投资欧州的峰会上开玩笑似的对与会欧洲嘉宾说:目前,整个中国上至部长省长,下至普通百姓,都在学习十九大文件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内涵,我也希望外国朋友好好学习中共的十九大文件,这样才能准确的投资中国或者获得中国投资。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除重申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外,还将“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写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并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中将其细化为一系列具体部署,包括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等。


  十九大刚结束,中国就和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行签署了2500亿美金的投资贸易协议,创造了一次性对外投资贸易合作的最大金额。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监管当局决定:放宽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可以到达51%,运行一段时间后可以到100%。态度十分鲜明,说到做到。


  带着对十九大精神的理解,和对中国资本全球化的思考,我也在12月3日到12月11日,到欧洲考察、交流,和欧洲企业家、金融家、汉学家一起讨论中国与全球化的若干问题与合作路径。在此,我将十九大之后,中国全球化的一些观点和建议给读者们分享。


1、 十九大与全球化背景


  十九大是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争议之中召开的,中国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是否继续开放,是否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尤为受到关注。十九大召开前一年,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动荡。世界经济自美国金融风暴和欧债危机以来持续低迷,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大选过程表达了非常复杂的社会情绪。英国脱欧,已经实质性影响着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关系,欧洲的前景和未来一片茫然;美国迎来第一个旗帜鲜明反对全球化声音的总统,他上任一年足足的兑现了他在竞选中关于美国优先的一个个承诺。不管是退出TPP也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好,还是一次又一次抱怨全球化让美国经济吃亏了,这一切好像都在诉说,全球化剥夺了美国的利益,仿佛全球化成了世界经济复苏缓慢的罪人。


  如果这个时候,十九大以及中国领导集体也发出对外封闭、保守的政治经济信号,中国这个目前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经济体也做出不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决定,我觉得这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此前一年来,中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最高39000多亿美金下降到29000亿美金,中国采取了非常严厉的外汇出境控制手段,同时调查万达、海航、复星、安邦等中国对外投资和并购最活跃的大型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和并购的资金流向,给世界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所以,十九大备受世界关注完全正常。十九大不仅提出推动经济全球化,而且还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推动全球化最重要的手段“一带一路”写进了党章。由此可以说,所有关心中国经济建设以及与中国经济全球化有关的所有国家和个人,完全可以通过十九大而吃上定心丸。


2、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推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也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也好,中国推动全球化首先要推动经济全球化,通过建立良好的世界经济秩序,让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健康发展,才能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那么,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又是什么呢?以我个人多年来从事国际国内资本市场的经验和理解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应该是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


  中国经济全球化在过去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1年加入WTO是第一个阶段,2001年至今是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中国主要是通过原材料出口和“两头在外”以及引进外资、引进技术所开展的以贸易为主的被动融入的全球化;


  第二个阶段是大规模开展产成品进口、产业要素和原材料以及工业产品出口贸易、国际基建以及配套投资为主的经济全球化。


  通过两个阶段的全球化形成了中国经济与世界各国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但是总体来看还是处于贸易全球化阶段,也就是在巨大的进出口贸易额当中,我们主要是挣了贸易买卖的差价、加工利润和一定的产品制造利润,知识产权、技术服务、资本这样的高附加值收益很少。但是自2014年开始,一个巨大变化出现了,中国第一次对外投资和引进外资出现顺差,也就是对外投资总额第一次超过引进外资总额,这个比例的变化就意味着,随着中国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知识产权、技术、尤其是资本收益会增大,这是中国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以及经济质量提高的表现。


  如果这个状况持续下去,必将出现一个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就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如果科学的把握、利用好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规律和方法,将非常有利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中国经济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


  应该把2014年当成中国经济全球化第三个阶段的元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是中国经济从贸易全球化走向资本全球化、投资全球化的标志。


  如何理解并利用、把握好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机会呢?我们必须弄清楚中国经济全球化复杂的产业生态关系。我把这个关系称之为“三链关系”,也就是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将近四十年时间,中国已经和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贸易关系,这些贸易关系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链价值链关系。我们大致可以把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分布,梳理出这样一个“三链关系”出来。也就是说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中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形成的产业链、价值链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是有规律可循的,如果从宏观上分析梳理出“三链关系”并且建立市场模型,主动地利用投资、资本进行配置,制定相应的国家战略和市场规则,将会使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把握主动权。


  如何理解“三链关系”呢?


  以汽车产业为例。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最大的制造国和消费市场,中国生产制造的汽车主要是发达国家汽车品牌。中国和发达国家在汽车产业全球化配置过程中,形成了典型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关系。这个关系的基本逻辑就是世界各大著名外资品牌向中国输出资本、技术、管理和知识产权,中国提供低廉的土地、厂房、劳动力、低关税、低价原材料、能源、资源。在整个汽车产业链全要素进出口流动中,巨大的中国市场创造了巨大的汽车产值和GDP贡献,拉动了中国的交通、旅游、消费和相关产业,但是巨大的产业总量里面,最大的价值贡献却源源不断流进了发达国家汽车企业和资本、技术拥有者的口袋,产业链和价值链严重倒挂。不管是汽车产业还是其他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医疗健康产业、高端消费品、食品、文化、体育、高科技莫不如此。由于发达国家所处的地缘位置也存在不一样的产业结构和产业优势,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这种产业链价值链关系还因为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产业的不同分布而各异。中日之间虽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很近的地理关系,中日之间产业链价值链关系表现不一样;中美之间更多表现在高端装备、能源、高科技等领域;中国与欧洲各国更多表现在医疗健康、环境、新能源、汽车、航空、消费品等产业。


  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主要指中国和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西亚、中亚、东欧、南美洲等国家,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关系和发达国家之间完全不一样。中国和这些国家之间的产业链价值链关系主要表现为互补性、协同性关系。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俄罗斯主要在天然气、军工产业、部分高端技术具有优势,在这些领域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形成产业链、价值链的逆差,但是在大量日用工业品、消费电子方面,通用机械方面,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就是顺差关系;中国和巴西主要在矿产品、资源产业领域表现为产业逆差,而在工业、大宗消费品方面表现为顺差;


  中国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主要表现为产业优势和资本优势,钢铁、化工、机械、电子产业都具有优势,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形成了再不发达国家拥有的产品、技术、管理优势和投资优势。产业链和价值链处于顺差关系。例如,中国和东盟、非洲之间已经通过基建输出,产业输出形成了大量的贸易关系。


  通过系统地对“三链关系”进行梳理,我们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来推动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战略呢?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走出去”战略到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完成了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早期布局和投资,否则,不会出现2014年历史性的逆转以及从此展开的连续几年出现的全球并购浪潮,中国2016年全球并购数额超过2000多亿美元。


  我认为,十九大之后中国将迎来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新时代。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最佳的方法就是通过不断分析把握中国和全球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之间产业链价值链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不断变化过程中的演进规律,通过资本方式进行重新配置,由此实现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目的。


  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的方法都有哪些呢?


  首先、针对发达国家,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十九大提出的关于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变化,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理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至少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今天为止,他们经过了六七十年的“美好生活建设”,创造了从经济、环境、生态、文化、等若干方面的美好生活模式和形态,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模式,把这些“美好生活”按照中国的产业政策需求移植过来,通过这些以资本运营为核心的并购整合,实现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美好生活的打造,同时扭转中国经济和发达国家之间产业链、价值链严重倒挂现状。


  其次、鼓励中国优势产业企业,在金融资本、出口信贷支持下,投资于金砖国家和东中欧、中亚国家,把中国大型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优势变成投资优势、资本优势;例如华为、TCL、海尔、联想、吉利、小米等;


  另外、鼓励地方政府与各地区商会、民营企业输出中国产业园区模式,通过产业园区和地区、行业协会、商会将中国在不发达国家的优势产业按照产业链价值链模型,组成产业集群,与不发达国家展开整体合作,输出产品、产业要素、劳动力、管理的同时,获得投资优势和资本优势。这种有序的、由政府和商会、行业协会组织的形式可以避免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在法制不健全、政治相对不稳定国家和地区单打独斗的风险。


  以上三种模式的实施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在发达国家,由于中国整体上还处于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企业和产业存在不小的差距,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整合存在逆向整合的逻辑关系,必须充分认识到并购整合的难度;在发展中国家,需要充分发掘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协同性和互补性,在互联互通之中找到中国产业投资的机会;在不发达国家,关键是要建立政治、社会、文化、宗教、法治方面的国家保护机制,降低中国在不发达国家投资的生命、财产风险,保障安全。


4、 构造“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助推中国资本全球化


  传统观点会认为,从贸易全球化到资本全球化就是简单的对外投资、对外并购或者产能输出,我认为完全不是。


  资本全球化不是简单的资本输出,而是以资本为推手,资本为核心以及资本运营的技术促进产业要素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和配置。如果理解了这个原理,再认真、深刻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会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创意和想象空间。


  我在2013年曾经出版一本书叫《中国重组》,我在这本书里,第一次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理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限公司”,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带来的变革实际上就是不断通过“重组”,来实现这个“公司”在资本构成、组织结构、治理结构、母子公司、主营业务等方面的优化配置,增强“公司”力量,提高“公司”效率,降低“公司”成本等。


  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再次进行的深刻变革和“重组”。首先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这样的体制下的市场经济。


  把握了这样的要点,就会理解中国各个地方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方式。过去四十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推动市场经济实现了中国经济由小而大。未来三个时间节点,到本世纪中叶,要实现由大而强。实现由大而强的主要路径十九大已经给我们绘制了很好的蓝图。我的理解是:


  首先、需要实现中国以省、市、县、乡(镇)为单位的综合发展。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朝着发展充分、发展平衡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主要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使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到今天56%,但是以土地开发和房地产发展推动的城市化,导致房地产价格严重失控所形成的结构性通胀给实体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造成严重阻碍。一是规划不合理,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严重脱节;二是产业和城市严重脱节。发展产业没有充分考虑城市的承载能力,造成交通拥堵、环境破坏、生态失调。


  另外、创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万科地产开创了中国城市规模化社区居住模式;兴起于大连的万达集团创造了城市综合体这一城市中心区商业模式,开创了中国房地产万达模式时代;位于河北的华夏幸福集团利用中国产业园区兴起的历史机遇,用市场化方式承接政府部分职能,开创了华夏幸福产业新城模式。但是由于这些企业的房地产商业背景,都没有解决城市和产业协同发展问题。


  于是,我认为,如何根据中国各地城市发展过程中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真正以产业为先导,整合全球范围的优势产业资源,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规律、以产业集群为优先,改革、创新传统招商模式,不要再通过政府的简单招商大会、政策招商、土地招商模式,而是充分运用国内产业投资经营主体和资本金融功能,把全球产业资源与城市需求深度融合,创新“产业、资本(金融)、城市”三位一体运作模式,不失为中国资本全球化的最佳创新模式,完全符合十九大的总体目标与国家发展战略。


  “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的商业逻辑


  “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是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高水平阶段的必然选择。目前各地方政府以及资本金融、实体企业都意识到这个严峻问题,每个地方都在提倡“产城融合”,所有金融、资本平台都在讲“脱虚向实”,十九大也提出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几乎所有实体企业也在讲“产融结合”;几乎所有大型房地产开发商也在往产业地产转型。但是,大家都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把产业、资本、金融、城市深度融合的一个方法。


  原因何在?


  首先是产业,经济全球化已经形成全球产业按照产业链、价值链的规律分布于世界各地,如何通过资本的配置,把中国需要的产业带进来呢?我以为本可以通过“全球并购、中国整合”带进来,但是实践中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能力远远不够;中国地方政府有资金,但是钱出不去,公务员的护照都是集中管理的,人也出不去;中国创办了若干个中德、中以、中韩产业园,但是没有一整套产业导入的机制;而发达国家相对于中国在产品、技术、管理、品牌上比中国有优势的产业非常巨大,涉及高端制造、医疗健康、高科技、新材料、消费品等等许多领域的大大小小企业,他们因为市场原因和经济不景气增长乏力,非常希望进入中国又苦于对中国不熟悉,也缺乏投资能力;


  其次、中国的资本和金融已经非常有规模了,完全具备了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是由于中国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还担心外汇流失导致进出口外汇比重和,汇率失衡,巨大的私募基金规模却很少有海外投资并购基金;


  再次、中国由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和控制的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土地开发、城市建设领域很难得主动融合产业内容和产业资源,体制、专业都很难的建立高水平的跨界机制。


  基于以上逻辑,强烈建议中国有关党政机构以及金融、产业、地方政府部门高度重视新时代中国产业、资本、城市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充分认识产业、资本、城市的深度融合对于中国经济的重要性。


5、 如何实施“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


  实施“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最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不管是旧城更新还是新城建设,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产业规划,甚至是根据产业规划倒推城市规划,使产业规划与城市规划融为一体。避免产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脱节现象。第二、改革传统的依靠土地招商、政策招商、税收招商的行政模式,创建由政府引导基金、公有资本、上市公司、民间资金、金融机构构成的产业投资基金,根据城市对产业的规划,面向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按照产业链和价值链规律,进行产业集群导入。导入形式可以是并购、可以合资、可以授权经营也可以独资招商,同时还可以将导入进来的产业与城市原有产业存量进行科学的重组和整合,实现原有产业转型升级。


  用这样的“产业、资本、城市”三位一体模式一方面避免了中国企业单打独斗走出去投资和并购的文化冲突,避免了大量的外汇流失的担忧,减少了公务出国的困境,也给发达国家优势产业资源找到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降低了发达国家企业进入中国的投资难度和投资风险。非常有利于中国各地从注重发展速度到注重发展质量,实现从高速度向高质量的转型。


  以笔者最近观察的浙江衢州市为例,该城市正在创建世界食品安全示范中心,已经通过大量的投资进行大规模农地改造,同时要对改造后的土地按照世界发达国家食品产业的标准从食品产业上游的品种选育、种植养殖、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贸易流通、消费追溯面向全球进行招商,形成衢州甚至逐渐带动周边省市以及全国的食品安全示范和推广。如果在目前规划阶段,首先从产业导入、产业集群导入、产业链的导入出发,在全球范围发掘出来这些产业、企业,再按照这些产业和企业的要求来规划这个示范中心的环境、空间和地下管廊,以及产业与人、产业与各种要素的关系,我相信这个示范中心才能真正成为世界食品安全示范中心。


  学习十九大文件精神,结合今天全球经济政治秩序,以及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的高瞻远瞩,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变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不辜负我们所迎来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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