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绝对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够实现的，一定要做出艰苦付出的思想准备。哪些地方需要我们艰苦付出呢？我们未来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新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新思维，有几个方面可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最重要的一点，金融危机坚决不能有。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发生危机，经济发展可能倒退十几年。当时的韩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砸锅卖铁，老百姓金戒指都卖了，非常牛的韩国第一国民银行也卖给了美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所以金融危机一来，整个金融体系会伤元气，好的企业也得不到融资。当年泰国也是这个情况，金融危机来了，泰国货币大幅度贬值，好的公司得不到融资。

金融危机到底会以什么形式在这些国家出现呢？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自己没钱，借了很多钱。别人忽悠，“你经济发展情况不错，我利率很低，借给你吧。”拉丁美洲国家、当年的东南亚国家包括韩国都是这个情况，别人忽悠他们，借钱给他们。但是，之后债主们突然就变脸了：“好像经济不太靠谱，你的企业好像竞争力量不太行，你的政治制度没搞好，我不跟你续约了。”甚至说：“你把钱提前还给我吧！”拉丁美洲反反复复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么产生的，这种我们称之为国际收支的危机。中国出现这种危机的可能性不太大，中国是储蓄大国，我们从外面借钱是非常谨慎的。发改委有一个外资利用和境外投资司，地方政府和企业借的每一笔大额外债都是它审批，这样的严格管理确实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是我们必须提防第二类金融危机。第二类金融危机有点像2008年美国式的金融危机——金融体系自己没搞好，金融体系过分贷款、过分投资，于是产生了一大堆不值钱的金融资产，短期内你买我的、我买你的，自娱自乐，觉得还不错，突然一天金融危机就来了，觉得金融资产不靠谱，都去抛售，这一抛售资产价格下降，很多借了钱买资产的公司破产，一破产金融体系就开始缩水，金融体系一缩水实体经济跟着倒霉。

举一个例子，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时，2008年9月份，做实体经济而且本身经营很稳健的福特汽车厂发不出工资了，美国福特汽车厂每次发工资手里没现金，因为4S店的汽车钱还没有到，必须去市场上发票据，金融市场出问题，票据发不出来，结果工资发不出来了。当时很多人怀疑福特汽车厂也会倒闭。

金融危机的第二种情况是，金融体制出了问题，贷款不利，投资决策不利，你吹了泡沫，当时金融从业者过分地激动，自娱自乐，突然一下子就完蛋了。很有意思，金融危机一般发生在秋天，1987年10月份，美国股市星期一跌了22%，这次是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破产。1998年9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也是在秋天。他们当时认为美国国债收益率相对东亚国家会下降，但是赌错了。有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参赌，也都赌错了。

金融危机千万要不得，我们必须警钟长鸣，加强监管。我们国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清醒，政府专门强调，一定要严防系统性的、区域性的金融风险。2017年7月份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关键词就是“稳定”，不能发生风险，这是底线，坚决不能突破。日本的问题也是在此，上世纪90年代末，资产泡沫破裂以后，到今天都没有翻过身来。

中国目前的主要金融风险是流动性太大，大量的金融资产以流动性很强的存款和现金的形式存在，约合23万亿美元，而我们央行手里只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照现在的换汇制度，只要有5%的中国人不相信中国的金融体系，准备要出国，我们的金融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资金跨境的流动恐怕都需要管理，绝对不能听一些所谓的国外主流学者、经济学家的忽悠，这条线是不能碰的。如果我们把这些银行存款和现金逐步转换成老百姓持有的公司债和国债、地方债，使流动性下降，那会稍微好一点。

第二件事情，要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有很多表现，包括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他们和经济发展不配套。

就经济层面来讲，我们现在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北京有像央视大楼这样的现代化的建筑，但这些现代化的建筑被包围在雾霾之中，300公里之外唐山的钢厂冒着烟在生产钢铁，全国23%焦炭的生产分布在北京方圆500公里范围之内，雾霾问题没有才怪！这是一种发展不平衡的表现，必须是京津冀一体化。

这张夜晚灯光图反映了江苏和安徽用电量的差异。这两个省紧挨着，情况完全不一样。江苏省是全国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之一，人均GDP是安徽省的2倍以上；安徽省人均GDP全国倒数第六，这就是中国经济，不平衡。

怎么能够平衡起来呢？不要害怕这个现象，不平衡恰恰是增长的潜力，就是要让那些短期内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地区发展起来。事实上安徽省正在崛起，两年前李总理把德国的总理默克尔请到了自己的老家安徽省，举行了两国总理的会谈，就是要给德国的领导人看一看安徽省蓬勃发展的局面，现在安徽增长速度确实是非常快。这就是我们大国发展的潜力，归根结底怎么弥补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上讲，资源，尤其是生产力要素，要流动起来：或者资金带着技术从江苏流到安徽，或者是人口从安徽逐步挪到江苏省，我们作为大国不像当年的韩国、日本，他们的起飞完全靠出口，我们大国就有这个流动的优势。所以发展不平衡的地方既是挑战也是增长点。

第三个挑战可能更加长远，即劳动力素质问题。现在北京快递员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比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生包括金融系毕业生的起薪多1倍。但是我也挺担心他们的，他们是最应该有忧患意识的群体。因为未来社会的竞争主要是劳动力跟劳动力的竞争，同样的装配线，同样的流程，中国的劳动力能不能干得比意大利强，能不能够让工厂的生产能力留在中国，而不是去意大利或者匈牙利，这是关键。说到底，劳动力要提高生产效率，工作能力要提高，单位时间要效率上去，你不能说周末不休息了只加班，那种模式不可持续。效率上不去，还是拼不过人家，德国人从来不加班，但他们生产的汽车全世界受欢迎，尽管成本高，但是质量好。所以未来中国要实现2035、2050的愿景，劳动力的技能一定要提高，一定要对标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仅仅对标东南亚，对标印度是不行的，他们已经落在我们后面了。未来，快递小哥、在工厂里打工的这部分人能不能够操纵机器，能不能够适应未来的柔性化生产，这是关键。

未来还有一个竞争，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会不会出现一个科技陷阱呢？快递小哥们会不会被以后的自动送快递的机器和车取代了呢？十年内恐怕很多快递工作就被机器取代了，届时上百万的快递小哥怎么就业呢？一定是教育、教育、再教育。不能说给快递小哥一点钱，就能够让他过好日子，给钱、给补助是不行的，人不工作、不参与社会的活动，他再有钱也不舒服。所以一定要提升劳动力的素质，适应未来需要。

另一个前景就是提升未来的人跟人之间的服务能力。我不相信人工智能能够代替养老院的护士照顾老人：护士得跟老人交流，她得会背唐诗宋词，得会讲点国外的事，她还得负责对老人心理进行安抚。未来心理咨询师会是重要的行业，这也是人工智能取代不了的。这就是人跟机器的竞争。今天我们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是42.7%，至少数量上是很高了，质量也不差。清华大学的工科，连续很多年都被美国人排到第一，超过MIT。我们清华培养的工程师，毕业就可以干活，工资也远远比美国人的低。

但是我们现在短板在哪里？在高中阶段的教育。现在初中毕业的一大批劳动者，包括快递小哥，收入很高，大量的学生初中毕业赶紧去就业，没有耐心读高中。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饭碗很快将被机器替代，还没有意识到必须转变工作方式，所以政府要做点对应的政策，要求他们在学校里多学几年，要多学点软的技能，包括心理学、历史、外语等内容，这才能够适应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在这个问题上也需要政府与市场同向使劲，比如说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在未来几年内迅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同时政府也必须给相关的家庭提供经济激励，让这些家庭和孩子有经济动力去读书，而不是在初中毕业后就进入工资日益高涨的打工大军。企业也必须有激励，多雇佣短期来看工作能力并没有迅速提高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简单的年轻的初中毕业生。

第四个挑战是如何应对老龄化。人口老龄化，这是中国特色，根据联合国2015年的预测，205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将达到3.6亿，约占人口的25%。这是一个重大课题。一定要通过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来解决。最好的前景是，有工作能力还可以继续工作两天，现在我们这批60后总的来讲比我们父母那一辈身体健康一点，到我们60多了还愿意工作，就别强迫我们退休，愿意干就干，这是第一种最好的情况。不愿意干，高高兴兴的也行，别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可以跳广场舞去，建议专门设置老年活动区，给老年人娱乐用，这是第二种机制设计。

根据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到了2050年有接近1/4的家庭只有一个人。一个人生活，如果身体健康还好办，最怕的是健康出问题，长期住院，给社会、给家庭带来包袱。所以一定要健康。清华大学高度重视体育，这很好，但体育好不等于健康。人生应该三件事都得搞好：第一，智商要高。第二，情商要高。第三，“健商”要高，要懂得怎么管理自己的健康。管理好自己的健康其实不容易，仅早睡早起这一件事，很多人道理都懂，但就是做不到，所以“健商”很重要。

第五个挑战来自于新型开放发展战略。中国经济储蓄高，所以必然要走出去投资。投资的学问很大。投资，不仅不能浪费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要获得好的回报，而且要对世界做出新贡献。“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用好我们的剩余储蓄，支持周边沿线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兄弟国家搞建设，让他们跟中国经济一起往上走。所以2035、2050不仅仅是中国梦，恐怕也是一个世界梦，这是非常重要的。

海外投资，不能仅仅把储蓄配置在美国资产上，不能像当年日本一样，匆匆忙忙一窝蜂出国购置资产，那样一定会吃亏的。安邦曾斥资19.5亿美金购买华尔道夫酒店，有一次我问华尔道夫曾经的老板：“你坦率告诉我，你有没有多赚中国人的钱？”他说：“我确实多要钱了，如果不多要钱对不起我的股东啊！”多要多少钱呢？大概是未来四五年他们赚不到的钱。总之中方多付钱了。所以走出去投资一定要谨慎，一定不能钱多、人傻，不能被世界笑话。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有时候多给人家钱，别人反而会瞧不起你，会认为你傻，认为你不精明。

如何从中国故事上升到中国理论是我们的第六个挑战，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

中国发展起来了，世界不理解，觉得中国人耍赖了、中国人占了西方人的便宜，特朗普甚至说：“你们是非公平贸易。”面对这种情况，需要讲中国故事。但仅有中国故事还不够，还要有中国理论，理论上不去，理论讲不圆，在国际上、在政策发展问题上永远要吃亏。

西方这方面的成功案例值得我们借鉴。英国人1775年开始搞工业革命，同一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这本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圣经》。《国富论》的基本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是自我平衡的。只要你搞自由市场经济，人人都受益。因为自由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可以很细，每个人都发挥效率。亚当·斯密给英国的时代不仅创造了理论，还创造了一种思想，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所以大家都觉得英国工业革命是世界的福音。

他的继任者，大卫·李嘉图，犹太人，炒股开始发财，后来进入英国国会，之后到英国大学当教授，也为当时英国的经济摇旗呐喊，说自由贸易最好，自由贸易人人都受益，自由贸易的各国都发挥比较优势。英国当时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国家，其经济发展在学者那里找到了理论的、思想层面的根据。

马克思，德国人，父母是犹太人皈依了新教，他研究《资本论》，研究当时兴起的英国资本主义市场生产方式。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奋斗了几十年，他的结论有非常鲜明的斗争性、实践性，充满了哲学的思考。他说，资本主义的制度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不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李嘉图，他们认为的那个制度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它潜在的本质性的矛盾。马克思的理论给当时的工人运动提供了思想指导，他是一种哲学的思考，指导了这么多年各个国家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思想和理论。

凯恩斯，英国人，看到了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冲突、矛盾。1933年大萧条，工人大规模失业，有人想买东西，但是工厂又不能开工，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凯恩斯作为那个时代顶尖的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必须干预，政府发债券，在地上雇工人挖个坑都可以，只要你挖坑就把工人雇了，工人就有钱了，这样市场就可以运转起来。他的思想在哲学层面上实际上是继承了马克思。

一战结束时，凯恩斯作为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思想者，倡导英国跟法国应该给战败国德国留生路，可惜决策者没有听凯恩斯的。英国、法国，拼命挤压德国，把德国推向了极权主义独裁的死路。二战结束前夕1944年，凯恩斯带领英国的团队应邀到美国去构想1945年战后世界的经济大格局，讲得非常好。但是可惜，英国当时已经是明日黄花，美国是世界霸主，堂堂的凯恩斯，说不过美国的国务卿怀特，怀特方案最后被采纳。所以实力跟理论必须匹配。

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也非常有意思。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绝大部分时间是搞贸易保护的，美国内战的结果是，搞贸易保护的北方战胜了支持自由贸易的南方，是完全背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基本原则的。美国从内战结束以后一直到二战结束，这段时间没有出经济学的大家，没有出思想家为自己辩护。美国是大陆经济，搞贸易保护，不需要搞自由贸易，说得过去，但是美国一直没有自己的思想家站出来为自己辩护，直到二战结束才改变局面。二战结束，美国要主导国际秩序，蹦出来一位米尔顿·弗里德曼，芝加哥大学自由经济的领军人物，继承了维也纳学派，他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者，作为犹太人非常会辩论，非常会利用电视媒体的传播渠道在美国到处宣传自由市场经济，这符合当时美国所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精神。他算是成功的，但是思想上继承了维也纳学派，应该说不能算原创。

二战之后，哈佛大学当时最有名、最有影响的教授，阿尔文·汉森教授，把凯恩斯主义引入到了美国，美国这么强大的经济体还要到英国去学凯恩斯主义，可见当时他们的经济学思想还是落后的。他的学生萨米尔森，犹太教授，奠定了现在很多经济学的基础，技术层面非常强大，建立了现在整个经济学的技术体系。但哈佛大学当时有一个规矩，不能雇犹太人。于是他跑到麻省理工学院，离哈佛大学坐地铁有两站远，在那里创办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讲，萨米尔森是一个技术上的先驱者、完美者，但是并不是思想的领先者，他把凯恩斯主义跟自由市场经济混在一起，称为古典综合。萨米尔森的侄子萨默斯，清华大学的荣誉教授、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美国财政部前任部长，以前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最近一段时间开始转向，说自由贸易对美国不一定是好事。

这就是美国经济学的走势，一步一步地发展。总体而言，称得上成功，美国搞经济学的人多，技术完善，非常强大。但是坦率地讲，思想层面有点土，重大思想都是来自于欧洲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还有后来的熊彼特。

最悲情的故事发生在日本。日本的经济衰退为什么持续了将近30年？我愿意分享一个观点，也许有争议——经济学没搞好。日本人非常勤奋，技术上精益求精，做一个汽车、做一个产品，几十年如一日。但是日本人的缺点是什么呢？思想层面，没有学到西方的精髓，缺乏创新。所以这么多年日本的财政部、日本的央行找不出几个能够跟美国人辩论、在理论上能够讲得圆的高级学者或者是官员。

当年我在哈佛读博士的时候，班里好几位日本同学，我发现读了两年，好不容易考完资格考试了，第三年就不见了，我就问下一届的日本学生怎么回事，他说这些人回去是为了保住工作位置。原来日本财政部规定，如果离开日本超过两年的话，在财政部的职位就会被取消，所以日本财政部里面的博士非常少。因此日本这么多年一碰到汇率问题、货币政策问题、具体的体制问题，就讲不清楚。

举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最倒霉的是日本，日本借了很多钱给东南亚国家，日本非常希望东南亚国家能够缓一口气，能够把这个钱还回来，但是日本人坚决不敢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钱不够，日本建议由他们掏钱搞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由日本来营救亚洲国家，希望把这些国家扶起来之后他们能还钱给日本，就像美国人扶持墨西哥一样。美国人说，坚决不行，一定要按照IMF、一定要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统一步伐行动，日本人什么都不敢说，就这样放弃了原来的想法。

4 我们有责任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

所以中国的同仁们，年轻的朋友们，清华大学的同学们、老师们，我们责任重大，中国未来的发展，在2035、2050不仅要解决具体问题，而且要把中国的理论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为什么我们要市场跟政府同时使劲？过去我们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未来我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些经验？为什么今天美国会出问题？为什么欧洲会出问题？要把这些在理论上讲清楚，讲不清楚一定会吃亏，一定会出问题，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第六个挑战，就是要把中国故事在理论上讲清楚。

中国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严复先生，福建人，北京大学前校长，1902年翻译《国富论》，是第一个翻译《国富论》的人，100多年前能翻译这样的著作，非常不简单。

王亚南先生，湖北人，厦门大学前校长，王亚南先生基本上没去过日本、没有去过其他国家，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翻译了《资本论》。

孙冶方先生，江苏无锡人，社科院经济所所长，在前苏联留学学的《资本论》，回来倡导要运用价值规律、运用市场规律，要发展经济。

潘光旦先生，清华大学的骄傲，开辟了中国现代的社会学。

陈岱孙老先生，福建人，我们清华大学毕业的校友，在威斯康辛大学学的本科，又到哈佛大学学了经济学博士，之后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长期任教。

陈达老先生，清华大学社会学老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回来的，中国人口学的的奠基者。

很有意思，在这些前辈里南方人居多，这并不是说现在北方人学不好经济学，而是因为中国很多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从南方开始的。

清华大学历史上有光辉的过去，我们的初衷是办好中国的教育、我们的初衷也是将中国的现代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发扬光大，我们的使命是推动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理论的创新，这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清华的使命。所以同学们、老师们，2035、2050，伟大的、美好的宏图在我们前面，清华的学子，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学子，需要有使命感，必须在这些方面要勇于创新，这才能够做出我们清华人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我们清华人责无旁贷，必须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