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汇报》

作者：祝薪闲

作者系复旦大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拉斯维加斯的连环枪声在夺走50余条生命的同时，再次引发了美国社会对于枪支管理问题的激烈争论。美国泛滥的枪支能够被有效管控吗？

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每一部控枪法案的出台无不伴随着博弈双方的艰难缠斗，各项法案也因此不得不带有明显的妥协性。近年来，即便是恶性枪击事件频发，部分民众诉求强烈，民主党大佬竭力推动，亦未能促使控枪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对此，我们不免要问，美国的控枪之路何以如此举步维艰？难道仅仅是因为1791年颁布的《权利法案》从宪法层面上肯定了美国人民具有“备有及佩带武器之权利”，或是全美步枪协会无比雄厚的游说资源及其在国会的巨大影响力吗？要知道，脱离了特定的社会现实以及特定社会现实背后的民族文化，任何一部法律或任何一个集团组织都将不再具有现实生命力。为了全面认识，我们有必要对美国的持枪传统展开一番文化反思。

个人可以拥有枪支的社会传统，是在美国从独立战争到西进运动的历史文化传统中逐步形成的。18世纪90年代以前，美国没有自己的常规军队。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自备武器的民兵(citizen-soldier)为实现殖民地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建国之后，尽管常规军逐渐成形，成为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绝对主力，但自备武器的传统却并没有随之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成了美国国家独立文化意识的重要部分。西进运动之于美国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从好莱坞对于这一题材经久不衰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拓荒者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下，凭借一己强力，单枪匹马在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开疆拓土，成为西部广袤土地的新主人。正史也好，传奇也罢，时至今日，关于西进运动的故事依旧作为美国精神的旗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美国人。在一个毫无社会秩序的美国西部，在一个社会组织松散、强力就是法律的新世界，只有依靠自己而非社会组织才能保障自身人身安全。这一不成文的社会心理准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后来美国人对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关系的理解。

自近代西方政治学说建立以来，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就成了西方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对此，美国人态度鲜明：国家权力不值得被完全信任，个人必须保有不可让渡的自由。为了防止美国政府滥用暴力，公民理所当然地应该被允许自备武装。如果说为制衡国家权力而高扬个人自由尚且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手段之一，那么在美国人看来，个人自由以及强个体原则同社会稳定其实本质相关。

面对频繁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控枪问题的讨论，需要被一再加以强调的因素是，社会现象的背后均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源。枪支是美国精神文化生命的内在组成部分，控枪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关键的是,它是一个历史文化问题。将在美国精神文化中处于本质重要地位的强个体原则置于不顾，仅仅指望借由抽象的法律解决现有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

在现时代背景下，美国固有的枪支文化与诸多现实社会问题一相结合,便不可避免地衍生为困扰美国的巨大社会安全隐患。相去不远的总统大选，充分暴露了当今美国社会严重危机。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有效的社会福利机制久久不能建立，民生问题困境催生了国内族裔问题日益激化，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曾经的美国梦今天不仅演变为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趋势的公然背弃,更体现为普通美国人对个人生活前景的困惑与焦虑。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个人拥有枪支真正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了。美国在枪支管理问题上举步维艰的现实状况充分表明，美国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受到了空前挑战，作为这一社会危机的代价，拉斯维加斯无辜者的生命恐怕只会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