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银监会城市银行部

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0期

2016年9月2日至9日，银监会城市银行部会同党委组织部、党校在深圳、香港两地举办了风险管理培训班，来自监管部门和银行业的资深人士围绕城商行改革发展中的若干热点进行了富有前瞻性的讲解，讲解专家包括中国银监会审慎规制局副主任綦相，兴业银行同业部副主任刘晓春，招商银行票据业务部总经理郝军，平安银行贸易金融事业部风险总监梁建彤，微众银行首席合规官、运营官万军，以及来自香港金管局、中银香港、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毕马威等的业内人士。本期特整理部分精彩内容与业界分享。

金融危机以来，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主要任务是修复引发危机的“断层线”，增强全球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性，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金融需求。金融稳定体系包括：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有深度广度的金融市场、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及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加强金融监管有三个层面：一是微观审慎层面，主要是增强单个银行机构的稳健性，具体包括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大额风险集中度、公司治理、风险文化等方面。二是宏观审慎层面，主要是防止系统性风险传导、缓解顺周期问题，包括解决“大而不倒”、化解影子银行风险和加强逆周期资本补充。三是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完善会计、审计、外部评级、危机处置、OTC、中央交易对手、基准利率等。

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五个趋势。第一，以巴塞尔协议Ⅲ资本监管为核心，覆盖各类风险，对模型计量的态度更加谨慎，引入简单的杠杆率作为兜底。第二，识别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提高监管强度，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第三，从关注银行到关注非银行，包括全球系统重要性保险公司（G-SII）、全球系统重要性非银行非保险金融公司（G-NBNI）和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包括5种经济功能：基金、信托等集合类投资，财务公司、租赁、保理等批发融资发放贷款，券商、货币经纪等融资融券，融资性担保、信用保证等信用担保，SIV、ABCP等资产证券化实体功能。第四，强调标准实施的国际一致性，标准要有统一的适用范围、统一的时间表，评估要同步实施、规则一致、实施一致。第五，寻求多元目标，平衡简单性，提高可比性和风险敏感性。

建议我国金融监管要时刻把握风险的动态变化，指导机构建立良好的风险文化、合理的公司治理架构工具和适当的激励。要提高宏观视野，注重监管措施的先后顺序和内在逻辑一致性。关注政策的叠加效应，境外加强监管协调，境内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其他宏观政策的配合，整体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在加强监管规则建设的同时，提高有效监管能力，避免因规则过于复杂而诱发监管套利行为、加重监管负担。重视传统监管手段的作用，通过有效监管施压于银行董事会和高管层。应进一步发挥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作用。

根据银监会127号文，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同业投资等同业投融资业务，不含交易市场债券投资。目前，商业银行同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由2009年的1/10增长至目前的1/3左右。同业业务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由2009年的1/16增长至目前的1/5左右。

同业业务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市场融资需求较大而信贷规模受限，银行内部流动性充裕，资产配置及利润增长需求较大。经过高速发展，同业业务已从最初的资金融通、调剂短期流动性手段转变为全额流动性管理、主动投融资运作的重要工具。同业业务是商业银行最早实现利率市场化的领域，是传导货币政策的重要渠道，有助于提升商业银行主动管理能力。近年来，银行主要同业业务种类由买入返售票据、存放同业和拆出资金逐步转为信托收益权、票据资管和投资理财。在业绩压力下，商业银行会降低风险控制要求，放大流动性错配缺口，降低信贷审批要求，埋下合规、流动性、信用等方面的风险隐患。

我国票据市场经历了初始起步（1995年之前）、规范建设（1995-2000年）、快速发展（2000-2009年）、创新发展（2009年至今）四个发展阶段。在起步阶段，票据托收承付成为解决三角债的主要手段。在规范阶段，票据逐步被商业银行和企业接受。在快速发展阶段，票据成为银行利润重要来源，企业重要的融资手段。在创新发展阶段，票据市场成为货币市场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业银行票据业务快速增长，相关的案件及操作风险大幅上升，票据中介是一个重要外因。银行无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业务需求增加，是票据中介赖以生存的基础，几乎所有的票据案件背后都有票据中介的影子。

票据中介可以分为四种：经纪类中介为贴现及转贴现业务提供信息咨询和撮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收取佣金，对银行基本无风险；P2P中介向企业买入票据，通过P2P平台转卖给投资者，对银行无风险；直贴类中介直接向企业买入融资性票据，通过有贸易背景的合作企业或者自己控制的空壳公司，借用、伪造贸易背景，去银行办理直贴，赚取价差，对银行有一定风险；带行类中介通过联合或操纵部分中小金融机构，利用中小金融机构的同业户，办理不需要贸易背景的光票贴现，再转卖到转贴现市场，进行票据资产错配交易，赚取更高价差，甚至通过清单交易一票多卖违法挪用银行资金，通过空壳公司商票套取银行资金，对银行有很高风险。

与直贴类中介合作的风险体现为：一是合规风险，贸易背景真实性存在问题；二是操作风险，伪造、变造票据可能流入商业银行；三是法律纠纷风险，如票据中介和真正持票人之间出现纠纷，持票企业可能会挂失票据。与带行类中介合作的风险包括：一是一票多卖风险；二是资金错配风险，中介操纵中小金融机构进行票据错配交易，利用短期资金，通过短期双卖或者短期回购业务错配长期票据资产进行交易，如资金链断裂，无法如期买回；三是空壳公司商票信用风险，中介将空壳公司商票通过其操控的金融机构背书后，组织一连串交易层层增加信用套取资金行资金。

供应链金融是银行将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联系在一起，通过对有实力的核心企业进行信用捆绑，对供应链相关的资金流、物流进行有效的控制，针对链条上供应商、经销商及终端用户等不同客户提供融资，以融资项下销售回款自偿为风险控制基础的一种全新的融资方式。目前，供应链金融主要包括应收账款融资、未来货权融资、质押仓储融资三大类别。供应链金融的主要风险体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银行无法对授信企业的市场前景做出判断，难以进行精确的风险管理；二是操作风险，对业务人员及系统的专业性依赖程度较高；三是法律风险，如存货类业务的权属确认和押品变现风险。

“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路径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一是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虚拟渠道。互联网企业通过其渠道提供金融业务，如支付宝等；传统金融企业也建立互联网渠道，如银行开设网上银行。二是通过新型信息技术拓展新的金融服务。互联网企业通过其大数据技术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如阿里开展的电商小贷。三是互联网企业获取金融牌照提供金融服务。前两个阶段互联网企业的资金来源是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这一阶段互联网企业将申请金融牌照，实现对资金流的控制，如银行、证券牌照。四是互联网企业与金融企业融合打造综合平台。互联网企业涉足金融领域的同时，传统金融机构大力触网，实现互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的融合发展，双方将通过价值链上的深度协作，实现产品服务的创新。

内地城商行应积极借鉴国际银行以及港澳台地区同业的宝贵经验。比如，在中小企业及零售业务领域，汇丰银行强调“三道防线”，即运用三道防线管控中小企业信贷风险，一线业务运营部门是第一道防线，二线政策和操作风险管控部门是第二道防线，内审部门是第三道防线。该行建立了零售信贷全流程管理，包括产品评估与开发、产品设计、账户获取、贷后管理、催收、坏账核销，通过风险建模、报表分析、系统排查等手段加强风险分析。再如，香港地区征信体系发达，银行可以方便地查询贷款人的征信情况。征信机构主要是私营机构，银行运用的个人或企业商业信贷资料库都是私营机构运作，政府和公营机构不参与设立或运营，香港金管局不直接管理征信机构。

在财富管理业务及销售管控方面，花旗银行强调客户细分，将理财客户按照风险偏好分为六级，分别是：保本型、保守型、稳健型、激进型、超激进型和专业投资型。银行在销售之前对客户风险投资意识和承受风险的能力进行评估，为防止利益冲突，评估工作由与销售无关的人员进行。客户确认后获得银行提供的关于其风险状况分析的副本。银行中后台部门必须独立进行售后监督，特别是对活跃的账户、提前终止的客户、风险评估频繁变动的客户、短期反复买卖同一基金的账户以及高集中度交易、高额损失等异常信号要及时进行预警和分析报告，有效控制风险。

目前，内地银行业不良贷款保持上升态势，东部地区总量高，中西部地区增速快。加强资产风险管控和不良资产处置是银行业的两大任务。现阶段，国内不良资产处置主要依赖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及一批区域内省级资管公司，整体消化能力有限。

不良资产的处置应更加市场化、商业化和国际化，鼓励更多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置，如投资银行、不良资产处置专业基金、周期性的产业基金、实业集团及其附属产业投资机构等，拓展处置资金来源，引进先进技术，共同化解风险。

本文原载于《中国银行业》杂志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