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于《画说金融史》，作者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

 

1948年12月1日，中国金融史在这一天的日历上划上了两道红杠。那天的午夜，月白风高，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从上海被转运去了台湾，一个新的金融舞台在海峡对岸悄无声息揭开帷幕。在同一天早上，北方城市石家庄的城墙上，人们看到董必武、薄一波签署的华北人民政府的一大幅布告，宣告“从本年十二月一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新币被定为：

 

“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货币……以上规定，望我军民人等一体遵行。如有拒绝使用，或私定比价，投机取巧，扰乱金融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不怠。切切。”

 

（图1，华北人民政府1848年12月1日金字第四号布告。石家庄中华北大街55号（现为河北钱币博物馆），即为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诞生地。）

　　

这真是双喜临门，一张布告上走下来一个新银行、一个新货币。此时离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还有八个月时间。人民的新政府，对自己统一全中国有百分百的信心、对自己的钞票负有百分百的责任，这张布告就是最有力量的宣言。在解放了的华北、华南、西北，人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新票子”，替代了原有的冀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看到票子上董必武手书的“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老百姓由衷地欢喜。中国人盼望一个强大统一的货币已年深日久，他们曾仰仗过白银、银元、法币、黄金；寄希望于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把惊喜带给人间的就是人民银行的这张纸币，它的名字就叫“人民币”。

 

（图2，第一套人民币上没有伟人头像，反映的是解放区工农业生产与生活欣欣向荣的景象。毛泽东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的主席，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头像。”）　　

 

其实共产党领导银行发票子的历史，与国民党的经历几乎同时起步。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中央银行。只相隔两年，湖南柴山洲特区就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即1926年10月建立的“第一农民银行”。两党有着不同的金融取向：国民党的财源依靠的是城市工商富人，而共产党则把自己的金融基础放在了广大农村，着眼于服务农民。1928年国民政府在上海成立了中央银行，法定为国家银行，宋子文成为第一任行长，政府开始发行货币；1932年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诞生，第一任行长为毛泽民，也开始发行国家货币。在这两家银行发行的票子上，分别印着孙中山和列宁的头像，代表着发行人借着货币投入流通的政治信仰。

 

（图3，印着列宁头像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货币，但不知为什么签字是外文，货币“超国家化”可以此做一个案例。）　　

 

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兼具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业务功能，包括发行钞票、代理苏维埃政权的国库，开展储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等。然而，在战争年代，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各个根据地银行是独立发行货币，互不通用，没有法定的兑换比率。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将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分割的货币流通成了大问题。曾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南汉宸（1895-1967）1948年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等到解放北平时，各路大军都拿着各解放区的货币，那不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时一样混乱吗？此话一直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中央决定马上着手解决问题。才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创立了人民银行，它的第一个功劳，就是在全国统一发行了人民币！

 

此事对中国的意义，堪比1844年英国把英格兰银行的货币认定为“法定货币”的创举。不过我们有个问题，人民币如何能保证强制流通，币值稳定？翻查人民银行1948年成立前后的一些论述，找不到当年困扰着英国议会和英格兰银行的那些议题。发行人民币的银行准备是什么？发行量受贵金属和外汇的制约吗？如何防止发行可能导致的通货膨胀？与各国货币的兑换率如何确定？国民党的政府刚刚在这些问题上摔了大跟头，不能不使我们对这些问题倍感关切。非常明显，人民银行的关注热点不在这里。从上述布告中我们可以读出，新钞票不准备与任何贵金属或外币挂钩，它自己就是自己的“本位币”，而且也是其他解放区流通货币的“本位币”。保证其流通价值与秩序的，是布告中措词严厉的惩治办法与制度。

 

我们在前几节中已经看到，上世纪3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国家一家接一家放弃了金本位制，使政府获得了利用货币政策干预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国民政府从中学到了工具理性，不受贵金属或美元汇兑本位约束的法币与金圆券发行，给了它军事财政的盘桓空间。中国人民银行的票子自立本位，并且由政府出规则，强力保障流通秩序，似乎也随和了时代的世界潮流。但是，指导人民银行政策实践的，并非西方凯恩斯的黄金脱钩理论，而是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图4，《资本论》开张明义讲的就是货币，“信用与虚拟资本”是马克思注重的研究领域。）　

 

实际上，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开始，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就不信什么金银本位制，从未挖地建过什么大金库。

 

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1904-2005）1944年曾在山东，帮助当时的北海银行解决北海币发行出师不利的问题。该银行既无金银，亦无外汇，发的货币敌不过中储币与法币的竞争。

 

薛暮桥认真思考之后，提出了一个理论，即货币的“物质本位论”。他说北海币不靠金银也照样硬得起来，因为“纸币的基本保证是物资”。这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又吻合苏联的产品经济思想。

 

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北海银行大受启发，据说通过积极组织货源，增加所在地胶东地区的供给，提供贷款发展区内商品经济，同时有效堵住中储币、法币在自己地盘内的流通，北海币果然名气大增。

 

为了维护币值，北海银行每发一元货币，就购买五毛钱的物资储存，等于为自己建立了50%的准备金率。到1945年，北海币的发行量一下子从2亿提高到6亿。这是一个极好例子，“证明现代生活中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赢得三大战役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曙光冉冉升起，人民币一路发行一路春风。对所谓金银本位，人们无所忧虑，信心就是来自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具有强大的物资调运能力。

 

（图5，北海银行发行的货币。人民银行成立时，薛暮桥同南汉宸一道，也在华北人民政府财经办事处做副主任。）　

 

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出身于贫困农村，服务于工农百姓，与英格兰银行不一样、与上海的金融财团也不一样，它们没有成为引起政府注目的“大款”，天生不是政府的“钱袋子”。共产党的革命资本，开始时主要靠的是“打土豪，分田地”。在陕北革命根据地，1941年以前，财政来源比较多元化，相当部分靠外来的捐款和国民政府的拨款；1941年以后，调整为依靠累进制田税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各种普通的、特殊的税种，在支持边区政府的开支中至关重要，而边区银行的直接贡献，只是1941年发放的一笔总额为500万边币的《建设救国公债》。陕甘宁边区也曾出现过边币的通胀，但相对于边区政府已近百亿的财政收支来说，银行的货币发行和债务融资从未取得鼎足而立的地位。用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的眼光看，“银行的发行要全部用于生产”。财政上没有赤字没有透支，就是银行的好年份。

 

（图6，边区政府1941年发行的公债。它的年期本来为五年，息率7.5%。1944年7月，政府财政状况好转，马上全部偿还。对运用金融手段的慎重，为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共和国开国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在革命中自学成才的财经专家南汉宸。人民银行的成立与人民币的发行，都有他运筹操持的身影。他的另一项功绩，就是为人民银行聚集了一批金融界的专才贤士。其中有一位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1881-1976）共事二十多年的资耀华（1900-1996）先生，他对人民银行在未来金融体系的地位做了个明确的建议：

 

“现今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设置都是采用中央银行体制……中国的金融事业也应当按照这个模式组建：即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起到银行之银行的作用；而其他各银行是在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其专业银行的作用……过去，金融机构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比如票据交换和贴现、证券交易市场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采用。”

 

（图7，资耀华建议成立“中国金融协会”，出版月刊杂志《中国金融》，创立了人民银行研究金融理论与实践的平台。）　　

 

资耀华1949年刚刚从美国讲学归来。彼时彼地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正在从战后政府的经济干预政策中慢慢脱身，重新获得了货币政策的“独立”决策权。同时，国会要求美国联储，必须继续与财政部配合，维持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稳定，特别是要保证就业、生产、购买力与物价的稳定。

 

把这些挑战和对策平移到1949年的中国，似乎异曲同工，但它们背后所反映的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人民银行不能独立，它很快被归并入政务院的直属行政系统，总行从石家庄搬到了北京的西交民巷；金融业也不可能继续保持自由化与多样化，否则，就无法建立计划经济体系中的金融秩序，难以维护人民币的权威。

 

（图8，上世纪50年代的西交民巷，金融街风韵犹存。1949年2月，这里出现了一块新牌子，即从石家庄搬来的人民银行总行。）　　

 

解放时的中国，大大小小的金融机构还有两三千家，市场上的银元存量巨大，虽已被禁，但实际上它们仍是流通中的“大哥大”。各种交易市场在和全国解放的形势对赌，冲击着物价指数如坐“过山车”。

 

特别是在上海这座旧政权遗留下来的政治与经济堡垒，虽没有了孔、宋之类的大家族，但城市里有千千万万的大小投机商、茫无头绪的惊恐市民、孤注一掷的工商资本，都把“货币”看作是主宰自己和社会命运的“诺亚方舟”，拼命要扒上这条船。他们储存黄金，倒卖白银；投机物资，抛售纸币，局势乱作一团。国民政府的“老蒋”“小蒋”曾想在这里建立秩序，结果是乱上加乱。

 

1948年6月进入上海的人民银行面对的就是这一团乱局。然而，运用政权和物资集中的能量，人民银行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即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清理了银元对人民币的“抵抗”，关闭了所有违反法纪的投机市场和机构，帮助私营工商业很快地恢复了生产，经济生活基本走向了正常。在清理干净的场地上，商业信用逐步被取缔，银行的信用最终集中到了“统存统贷”的人民银行手中。

 

（图9，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版画，描绘的是正在建设中的北京经济行政管理中心。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后来都搬到了这里。）　　

 

人民银行如资耀华先生的建言，真正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已经是1984年的事情。时间真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它流过1694年的英格兰银行，1913年美国的联储，1928年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1949年的人民银行，终于把改革开放的中国冲击到现代银行制度的前沿。那时我还在上研究生，论文的标题就是《论中国中央银行制的金融制度》，其实只是在重复金融前辈所熟知的那些基本原理。人民银行跨出的这一大步，在上世纪70年代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因为在文革的后期，中国不但是一个既没有内债也没有外债的国家，也是一个没有银行的国家。曾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回忆说：

 

“国务院决定银行系统同财政部门合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入财政部，各省市分行与财政厅（局）合并。当时，我作为人民银行的代表同财政部商谈具体合并事宜。……最后，银行的独立系统不复存在，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创举’”。

 

就是在没有人民银行的岁月，人民币仍然忠实地伴随着老百姓度过了每一天。

 

（图10，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人民币不是拿在手里的钞票，就是呆在这样的银行存折里。）　　

 

二十一世纪的人民币，已是今非昔比。人民银行为它而发声，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为它而忙碌，资本市场是它投资冒险的乐园，网络金融正在为它换上新衣。不但是全中国，有时是全世界，都为人民币的消息瞩目屏息。

 

1949年人民银行接手国民政府中央银行，一共只得到黄金六千两、白银三万两、银元百万枚、美金几块钱。今天，人民银行管理着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相当于美金3.8万亿。在它管理的金库里，存放着世界上第五大的储备金。但是人民币，并不为这些外汇黄金所动情，它就是自己的本位币，站在它身后的是中国的实体经济。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因为没有统一的、国家集中掌控的货币而孱弱。石家庄城墙上的那一张布告，以人民银行之手，为国家的货币发行安装了水龙头，筑起了政府维持金融秩序的防波堤。一个甲子过去，今天的人民币在世人眼中，颇有金砖的分量，它象征着中国人和国家的财富在世界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