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通道

2015-01-09 14:21 358

邵宇:企业现在更多的是获取市场、核心技术以及学习外资管理的经验,无需渴求大规模的盈利。这样也使得对外投资的过程会比较平顺,避免所在国对中国国资产生是否不公平竞争的质疑、产生相应的法律风险。

  尽管商务部尚未公布2014年全年统计数据,但“中国或在2014年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一转变已成定局。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资本输入国,中国早已悄然改变仅在金融市场上投资外汇的简单做法,代之以多层次的海外投资策略。从国企主导的海外大型并购,到羽翼渐丰握有大规模资金的民企逐步成为海外拓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全球化4.0这一新常态下政府与民间诉求的彼此呼应。

  中国资本走出去,不可避免地遭遇过失败、困境。经济学家们的一个共识是,“交学费”是难免的,政府和民间,都应当对这一阶段的客观存在保持平和心态。

  “中国或在2014年首次成为净资本输出国。”这一观点成为国内外多数经济学家的共识。我国政府的政策口径也已从单向的“吸引外商投资”升级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甚至在高层南巡时亦不时提及这一点。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资本输入国,中国早已悄然改变仅在金融市场上投资外汇的简单做法,代之以多层次的海外投资策略。从国企主导的海外大型并购,到羽翼渐丰握有大规模资金的民企逐步成为海外拓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战略成为全球化4.0这一新常态下政府与民间诉求的彼此呼应。

  “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引发的争议表明,被称为中国版“出埃及记”的中国资本第一次走出去,不可避免地遭遇过失败、困境,而且还将在未来数年继续不断遭遇—经济学家们的另一个共识是,“交学费”是难免的。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呼吁,政府和民间,都应当对这一阶段的客观存在保持平和心态。

  邵宇长期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和前沿,在他看来,中国已经到了寻求全球资本配置、主导供应链的阶段。邵宇眼中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国必须以自己的市场或者需求作为整个循环的起点,同时到美国去购买技术,到欧洲去购买品牌,到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去购买资源,使得自身掌控资源,并优化投资获利能力。这样才真正实现本质的提升。

  从“资金外逃”到“资本走出去”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止到2014年11月,中国对外投资同比增长11.9%。近年推动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因素有哪些?

  邵宇:最重要的是政策的放开和鼓励。以前有各种各样的限制,大家觉得中国资金外逃,不留在国内进行生产,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现在,已经到了全球配置资源,为中国所享的阶段。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面对资本走出去的态度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民间对外投资方面有了很大的手续简化,发改委在2014年5月颁布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规定非限制性行业与限制性国家,10亿美元以下的投资项目不需报批,只需备案即可。这意味着,国内的政策壁垒已经基本消除,这样一个量级已经能够覆盖大多数民企海外投资的资本数额了。

  其次,最近中国政府的主权投资和主权基金投资都非常活跃,政府希望通过海外资源去嫁接中国的一些需求,或者认为这是中国资金对全球资源进行配置的好机会,所以投资快速上升。

  自贸区在鼓励对外投资这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邵宇:自贸区鼓励双向投资,既鼓励这个中国资金走出去,也鼓励海外资金进来。并且在现在这个阶段,更加强调以人民币(6.2143, 0.0018, 0.03%)或美元对海外进行投资。自贸区打开了一个对海外投资更便捷的通道。比如资本账户的处理变得非常便捷,不需要像以前层层报批,只要在自贸区内就自动放行,外管方面的监管要求亦相对下降。自贸区将成为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一个通道。

  中国国内近年的经济调整、实体经济增速放缓,是否对对外投资增长也有促进作用?

  邵宇:如果国内经济发展相对不那么快,作为逐利的资本,肯定会流向收益相对高且平衡的区域。一方面能够分散风险,一方面能够取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所以目前国内资本有进行全球配置的强烈需求。

  在全球化4.0时代,中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邵宇:上一轮全球化3.0的过程中,主要是新兴经济体从发达国家收集SDI(直接投资),再开办工厂进行生产,中国以前的模式就是如此。然后,我国再把积攒的大量外汇储备投在比较廉价的发达经济体金融市场上,显然这样一个结构并不合理。

  目前的全球化4.0版本,中国必须是以自己的市场或者需求作为整个循环的起点,同时到美国去购买技术,到欧洲去购买品牌,到非洲或者拉丁美洲去购买资源,使得自身掌控资源,并优化投资获利能力。这样才真正实现本质的提升。从政府的角度看,这是战略上的变化。

  发改委为何在2014年年中的节点放开对外投资限制,是否仅为了配合“一带一路”战略?

  邵宇:其实是主动适应这样一个趋势。对外投资,特别是民间的,在金融危机后就慢慢兴起,国家的海外投资也同步发展,特别是去年的动作比较大,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发改委的文件我认为是水到渠成,承认民资所进行的尝试和拓展,并表明官方是鼓励和支持的。民资进行商业的投资,政府做偏基础的投资,形成效益最大化—国家和民间这两股力量,走到一起形成合力。

  现阶段谈盈利过于奢侈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在2014年12月2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项目3/4是盈利,或保持盈亏平衡;但不少经济学家却认为,中国企业有一半的海外投资是不盈利的,你怎么看?

  邵宇:其实,现在去谈盈利可能过于奢侈,因为毕竟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还没有太长的时间。对世界各地商业、文化、法规法律的适应都需要时间。说白了,现在还处于交学费的阶段,并且很难逾越这个阶段。

  任何一个国家的投资,在第一阶段都是这样,先学习,把学费交足了,自然就会盈利。所以,在这个阶段去苛求很多盈利并不现实。政府和民间都应当保持平衡心态。

  那么当前这一阶段,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一家企业走出去是否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邵宇:企业现在更多的是获取市场、核心技术以及学习外资管理的经验,无需渴求大规模的盈利。

  成功走出去,一是财务上,比方说交学费是否交得越来越少,每次学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是不是够多,同时这些经验与原来的企业系统协同的能力如何。比如李书福投资了沃尔沃,很长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看好,但如果有新的车型下线,并能够在全球生产,且销量能够合理增长,那学费交得就划算。不可能一进入新的市场和领域,就会有成效。

  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需要去注意哪些问题呢?

  邵宇:关键在于认清自身学习曲线的位置。现在企业整体处于走出去的初期,学习曲线比较平缓,这时更需要做基础工作。政府、民间部门甚至包括商会、协会,要付出的成本都是比较高的,但收获却比较小。经历这一过程后,比如两年之后,基础设施及与这些国家或者当地法务部门打交道的经验,都有很多成熟的案例积累。那时学习曲线就变得比较陡峭,只要有一点投入,就能比较快得到收获。我预测还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中国的特点是,对任何行业的接受,前段都有一个酝酿期。任何一个产业到中国,人们把它完全学会、掌握技术、拥有竞争力,不会超过十年,现在已经过去四五年,因此我认为,再过两三年就能看到收获了。

  对外投资并非近年才兴起,商务部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对外投资就有21亿美元的规模,为何说我们仍处在走出去初期呢?

  邵宇:我们对外投资的历史的确很长。如果从非洲坦赞铁路算起来,有几十年。但是每一波的对外投资性质都不同,当年是为帮助亚非拉兄弟;进入到全球化3.0的时候,我国吸收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到有一些过剩产能需要转移时,开始对海外的品牌有了初步的诉求。金融危机后,大家都认为遇到了比较好的抄底机会,于是对外投资开始呈量级的稳步上升。

  现在,满足中国全球配置资本的需求、诉求上升为希望拥有优质品牌、希望将中国的供应链和价值链全球打通—全球化是不断升级的过程,对国内企业来说,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

  你怎么看2015年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量?

  邵宇:2015年对外投资的增量,我认为在15%左右。但全球经济的一个特点是美国经济比较强,因此它会成为对外投资的比较大的目的地。所以我认为对美投资,可能会有大幅增长的空间。其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和丝路基金投资的开始,对于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和对外投资在2015年可能都会有井喷的过程。

  以混合所有制破解融资成本困境

  有经济学家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中,基建领域的机会主要还将由大企业获得,而小企业的机会相对较少,你怎么看?

  邵宇:在这一战略中,大小企业应当是各司其职的关系。比如由大型公司总包,然后再分类承包给更小、更专业的民营公司,这样会比较好。如果一家大公司把所有单吃下来,都进行内部消化,将难以形成良好的商业生态,关键看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是否有合理分享机制或分包机制。

  未来数年,对外投资是否仍将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地位?

  邵宇:我认为可能是的。确实我国整个经济的特征就是国企比较强,但有一种趋势也比较重要,国企出国门投资,会面临各方面的限制。国企在国内获得超国民待遇,然后用这一超国民待遇,或者说比较强势的竞争态势前往各个国家获取资源,或者拿下重大工程,非常容易引起所在国在野党或者是民众的反感,并且这种“反感”影响重大,可能导致所在国的“一票否决”。

  因为市场和民众都觉得这是不公平竞争,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主要的争议都发生在发达经济体中;但新兴经济体对此并不敏感,在他们看来,企业有效率就好。

  中国的企业比较倾向和外国政府而不是民间合作?这是否需要我国政府提供更强势的支持?

  邵宇:这需要区分不同的市场。通常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企业与权威型政府的合作比较多一些;但在发达经济体,还是以民间合作或者打交道较多。

  在新兴经济体投资,国内政府的支持是第一位的,这样才能避免政治风险。较好的国际冲突管控能力,在整个对外投资过程中,特别是高风险区域里,是非常重要的、值得考虑的因素。

  相对来说,美国政府更加强势,但因为过于强势,在具体项目中可能附加了更多的政府条件,对于某些新兴经济体来说无法接受。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比较灵活,但这种灵活有时可能会被发达经济体视为不够有原则。

  对“尼加拉瓜运河”项目,商务部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提醒国内企业切勿以任何形式参与,是不是反映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困惑?

  邵宇:是的,这样一种项目非常大,并且可能盈利比较困难。走出去的过程,政府更多的是提供风险警示—就是不反对民企去做这样一些商业项目,但做提示,做好应该履行的管理的职责。

  目前,国内国企民企的融资双轨制是一个客观现实,融资成本的双重待遇,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负面影响,是否有途径可以破解?

  邵宇:民资和国资混合所有制是很好的方式。部分民营企业走出去已有一段时间,有些已获得竞争优势。比如海澜之家、复星、李书福等,他们已经有成功的案例,走出去的学费已经交了。那么为什么不借助他们所提供的这些基础设施,以及学到的技能和知识呢?国资在资源方面比较好,只需要将资金配给民企,让他们将海外投资的能力成倍放大即可,相当于是国资在搭便车—民资作为GP(一般合伙人),国资成为LP(有限合伙人),这样整个投资的效率和投资的强度都会迅速增加。

  这样也使得对外投资的过程会比较平顺,避免所在国对中国国资产生是否不公平竞争的质疑、产生相应的法律风险。

  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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