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活动现场

　　经过近两年在朗润园的学习，北大国际(BiMBA)在职MBA2011级同学已经临近毕业，即将从学生变成校友。在身份转换之际，应该给他们送上一节什么样的毕业课？同时，对于已经毕业多年的校友们，如何让他们保持“人在江湖，心在校园”的境界，真正实现他们“永不毕业”的誓言？

　　2013年5月18日，北大国际(BiMBA)以MBA毕业班为基础，同时邀请MBA和EMBA校友们重返校园，一起“上大课”，将在校生的“毕业课”与校友们的“永不毕业”课堂合二为一。

　　当晚的课堂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前任院长周其仁主讲，题目是“流动、聚集与城市化”。这堂不同寻常的“大课”也是BiMBA成立15周年暨CCER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在周其仁教授正式“上课”之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BiMBA院长胡大源老师做了简要的课程介绍。

　　他表示，城市化这个主题是周老师的最新研究，这个课题不仅事关国家发展，也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周其仁老师的课不仅教给同学们知识，还有看问题的高度，尤其是思考问题的方法。周老师的课不仅听起来精彩，而且特别值得回味，对于临近毕业的同学，这是最好的礼物之一。同时，周老师主张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且身体力行，每年花大量时间从事社会调查，参与体制创新，因此非常接地气，常听常新。因此对听过课的校友们也是最大的念想之一。

　　课程开始后，周其仁以他深厚的学术功底和高超的授课艺术，在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一气呵成。

　　城市化时代的“经济地貌”

　　当晚，他从英国早期财产处置权利的变化与个人生存选择讲起，不仅回顾了城市化的由来与过程，而且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与人口迁徙的特色做了详细讲解，对中国当前城市化面临的机会与问题做了深入的剖析，并融入成都土地确权、东京再城市化等最新案例，系统阐述了城市化与人口流动、聚集的关系，以及中国城市化未来所面临的问题与机会。

　　讲座一开始，周其仁就以两张非常形象的图片讲述了中国过去30年的人口流向，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地貌”。

　　周其仁表示，过去30年，中国人口的城市化率从不足18%迅速发展到今天的50%多，达到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尤其是从中西部流向东部的过程，在图形上用箭头表达出来，很像是大家在电影上看到的作战指挥图。

　　同时放眼全球，以各国各大城市的占地面积与创造的GDP量为看点，尤其是把各大城市相应的GDP量立体地“码”在城市面积上，就会形成一道独特的经济地貌：东京、纽约、巴黎、伦敦等超大城市和城市群，就像地球上的一座座高山一样，他形象地称之为“鼓起的包”。

　　通过这两张图，周其仁表示，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伴随的恰恰就是人口的流动与经济的聚集过程。城市化，尤其是超级大都市化不管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还是结果，有一点是确定的，它背后蕴含着人类共同的选择。这个共同选择的背后有一条基本的定律：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简而言之，就是收入的高地，能带来高收入的地方。

　　城市化的历史演进

　　紧接着，周其仁带领同学们回顾了城市化的历程。

　　城市化最早由英国一个统计学家提出，他在统计伦敦每年的新生儿洗礼人数，结婚人数与丧葬人数时，发现“死在伦敦的人”，数量上远远高于“生在伦敦的人”。在相关教区的调查中，他发现伦敦周边乡村及英国诸多村镇的统计数字刚好是倒过来的。他并没有提出城市化的概念，却揭示了城市化最早最朴素的动机：人往城市里走。

　　英国人最早的这种移动，形成了英国早期的少年打工族现象。这一现象与英国家族财产的遗嘱制度有关。与中国家庭财产的多子平分习惯不同，英国人很早就形成了个人财富的遗嘱制度，土地、作坊等财富完全由父亲个人的意志决定，这就形成了一大批分不到财产，从而无法在家乡谋生的孩子。这些人为了生存，背井离乡，不断汇集的同时，不断创造谋生的机会，推进了早期的城市化。不仅城市化，英国后来的工业革命，远洋探险，都多少与这一个人财产权利的变化有关。

　　理解城市化与中国特色

　　全球人口一直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但中国在1959年到1978年却因“上山下乡”等诸多政策影响，出现逆向流动。城市化率在1958年已经达到18.4%，1978年却下降到17.9%。

　　除了政府号召，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户口、粮票等一系列限制，使个人失去自由选择、自主决策的条件。随着1983年，政策上逐步允许人们“自带干粮”到城市务工，人口流动的枷锁才一点点打开，中国城市化才回归到正常的方向，并一发不可收。

　　周其仁地表示，我们不仅要理解人口流动的条件与规律，更好认真的理解城市。因为一说城市，人们通常联系起来的词就是“城市病”，大城市尤其是如此。但人们为什么偏偏都要到这“有病”的地方聚集？这就需要理解城市。

　　城市本身就因人口聚集而起，聚集之后，产生了三大效果。

　　第一是规模需求。100个人有一个喜欢买早点吃，有一个喜欢街舞，在城市就足以构成规模需求，甚至形成产业。而在农村，这些人反而显得另类，受到嘲笑。在嘲笑中，很多本应有的创新就被消灭在萌芽之中。人是刺激反应的动物，聚集在一起不断的刺激反应、碰撞，才不断加速知识积累、信息传播，创新演进。

　　第二是分工细化。在规模需求的刺激之下，产业会进一步分工。原来一个工人只能每天做出1-2根针，但通过不断细化的分工协作与机器助推，工人一天能生产4800根针。这是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

　　第三是产业聚集。规模需求与分工还会进一步推进产业创新与聚集。人口增多才会交通拥堵，解雇拥堵才会产生地铁产业。空间再利用的需求提高，才会产生高楼。如此类推。

　　城市化是人类自由选择的结果，但中国的城市化却出现不少怪现象，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土地城市化”快过“人口城市化”，也就是说随着人口的聚集，城市化应该是单位面积经济密度的不断提高，而中国很多城市的单位经济密度反而下降，这就是典型的“伪城市化”，甚至是“反城市化”。

　　在周其仁看来，这一怪象并不神秘，其背后的推手是中国独特的土地交易制度。只有划归城市的土地才算国有，只有国有的土地才能招拍挂，从而进入市场换取高价。在高溢价的诱惑下，城市像庞大的机器，不断“侵吞”农村集体土地，城市划的地越来越多，以至于快过人口的涌入。

　　城市不断向外扩张自己的边界，而进城的农民工也依然保持回老家盖房的习惯，这就造成对中国耕地的双向夹击与资源的巨大浪费，18亿亩耕地红线也就因此而起。

　　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权利的不平衡，加上18亿为亩耕地红线的压力，使得现有制度下不断逼出制度的局部创新。成都对农村土地的确权与地票交易等创新，就是对制度再平衡的一种努力。周其仁以他在成都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案例，详细讲述了这一模式的核心理念、操作模式与制度影响。

　　规律与挑战

　　周其仁表示，城市化，尤其是人口向大城市的聚集，是全球基本的规律。中国政府应该正视这一规律，主动解除影响人口自由迁徙的限制，主动推进户籍与社保等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不仅有利于城市化，也有利于人们对国家意识的建立与加强。因为就户口与社保而言，每个人更多地限定于一个县或一个区，都是“县里人”，结婚登记、买车买房、医保报销等，都要回到“老家”办理。“回老家太多，想国家就少了”。

　　周其仁说，正视城市化，不仅是解除人口流动障碍的问题，还有高密度经济、高聚集人群的管理问题。很多官员和学者“害怕”城市化，很多媒体一报道城市化就带上“病”字，就是源于我们城市化管理的经验不足，尤其是对高密集人口和经济的管理更加陌生，从而导致问题层出不穷。

　　他表示，要正视城市化，就要主动探索。为此，他还特别讲述了日本东京一家著名的房地产企业在高楼之上再盖楼，建立大型城市综合体的最新探索，以及东京新的城市管理理念。

　　在“课后总结”中，周其仁表示，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现阶段的事实选择。城市的土地和资源利用率越高，承载的人口越多，反而越有利于释放更多的非城市化土地和资源，最终实现人类整体上更集约、环保、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周其仁说，中国真正推进城市化，有一个比户口、社保、土地制度更大的制约，那就是观念。几千年，农业文明在我们很多人的头脑中留下了根深蒂固的田园理想与低密度追求。但基于“光合作用”的农业文明早已被工业文明挤到边缘，更何况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信息与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推进城市化，关键的关键是大家从我做起，真正树立城市文明的理念，真正去挑战城市化中的高密度管理，主政的官员如果能转变观念，所释放的能量可能更大。

　　课程结束后，周其仁就又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