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才能在增长上实现实质性的突破。进一步的城镇化被人们寄予厚望。然而，如何在房价上涨透支未来的背景下推动新型城镇化仍是个值得探讨的新命题。

　　文|《小康·财智》记者刘彦华

　　2012年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大幅增加，规模接近百万亿元，政府通过鼓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已初见成效。下行、企稳、微升，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画出了一条“V”形曲线。

　　然而，“硬着陆”、“黑天鹅”、“灰天鹅”……一直以来，看空中国经济的言论仍频频出现。人们不禁要问，这个“V”形曲线是否真的意味着复苏的开始？2013年M2目标已经确定，比2012年14%的目标降低1个百分点，M2收缩，中国这轮由投资拉动的复苏会不会戛然而止？今后三五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城镇化能否成为破解困境的金钥匙？

　　“弱复苏”态势确认

　　中国经济增速在2012年第三季度回落至7.4%的低位，第四季度回升至7.9%，并且从今年1月、2月统计数据看，出口数据、工业生产数据已经在慢慢回升。针对中国经济复苏，国内多数学者和研究机构在予以肯定的同时，普遍加上了一个“弱”字。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前的复苏更多的是政策推动的结果。

　　“中国经济的这种复苏并不牢固。”做出如此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的理由有四：第一，国际环境仍不稳定，中国对外需依然不可依赖，并且有可能今年的外贸形势比去年更为严峻；第二，中国进入了结构性减速阶段，特别是整个生产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得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可避免；第三，中国的负债率提高速度非常快，必须注意保持中国资产负债表的健康状况，不能让它从健康变为不健康；第四即为环境保护的问题，环境保护治理，一定会使得经济发展方式、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而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这也是个花很多钱但产出甚微的事情。

　　而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稻葵看来，未来三到五年，中国经济的困难，除了国际环境的影响外，更多的来自国内经济运行方面的难题，即中国经济旧有增长机制的退出与新的增长亮点之间出现脱节。

　　他分析称，未来新的经济增长亮点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城镇化以及生产能力的改造和转移。但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按目前的增速计算需要三至五年才能达到45%以上的水平；而受公共财政改革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的影响，城镇化在未来三五年内也难以直接转化为增长的巨大新动力；至于在三五年内，想在生产能力改造和转移方面取得显著效果也存在一定困难。“未来三五年，中国经济将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考验。”

　　复苏能够走多远？

　　中国经济复苏的根基如此脆弱，这种回升态势能否持续？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依然强劲，可能达到8%以上。但从全年来看，很可能呈现倒V字形即前高后低趋势。”在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看来，目前，还是房地产市场垄断着整个经济的走势，如果房价下降或者有关房地产的政策收紧，房地产行业本身以及相关的上、下游行业都会受到影响，这与今年经济形势前高后低的倒V形变化保持了一致。

　　不过，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对此的判断比较乐观，据其估测，2013年中国经济将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全年GDP增速为8.4%左右，增速较2012年上升约0.6个百分点。

　　受益于去年下半年政府增加了财政对经济尤其是投资的刺激力度，推动了当前的经济企稳回暖，短期看这种需求管理手段是可行的，但是不可持续。

　　继续保持复苏态势的关键在于加快改革步伐，释放经济增长新动力。那么，中国还需不需要继续实施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增长？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的态度非常明确，“今年‘保八’比不‘保八’的风险更大。”

　　蔡昉分析认为，今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和劳动人口仍会下降，如果把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增长减速误认为是需求不足，从而继续采取人为刺激需求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就会导致供给能力低，而需求很旺盛的局面出现，从而加剧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

　　经济运行背景决定了宏观政策应更重视在确保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的情况下促进经济的转型、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而不仅仅是速度的上升。

　　寻找中国经济突围之路，李扬建议宏观政策由需求管理转向供应管理。“这是世界趋势，在中国尤其需要。未来的竞争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宏观政策的竞争。”

　　这里所指的供应管理并不是产业政策、长短线思维那么浅薄。李扬表示，真正的供应管理是指加强经济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干预，使得企业成为经济的动力，同时建立有效竞争的要素市场，让劳动力、资本等各种要素在自由的市场上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交易，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重组。

　　掘金城镇化

　　去年11月份中共新一届领导层产生以来，“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屡次被决策高层在研究部署经济工作时提出。随即，在今年各地“两会”上，“推进城镇化建设”被写进多个省区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面对潜在增长的下降，人们对城镇化寄予了厚望，希望它能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持续新动力。

　　据哈继铭介绍，有机构测算，城镇化每提高1%，就会带动中国GDP1年内增长0.8%。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2.6%，但多位学者表示，中国的城镇常住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只是进了城，却并未成为城里人，中国真实的城镇化率只有40%。城镇化会对中国不少产业产生推动作用，例如房地产、农业、服务业等。从内生的增长动力来看，中国城镇化潜力巨大。

　　过去十几年，中国房价快速上涨的大背景就是城镇化及其引起的住房资源再分配和土地稀缺预期，经验数据告诉我们，城镇化对房价有正向作用，但与此同时，二者之间也存在双向影响，过高的房价对潜在进入人口形成壁垒，对企业利润形成挤出，增加城镇化成本，甚至引起逆城镇化问题。如何在房价上涨透支未来的背景下推动新型城镇化是个值得探讨的新命题，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新型城镇化绝不能沦为新一轮的造城运动。

　　除此之外，城镇化也将对农产品价格产生明显影响。哈继铭提醒人们可以重点关注城镇化带来的农业领域的投资机会。“本来农民可以在家里种菜、养猪，但是城镇化逐步推进后，居民食物消费都要到市场上才能实现。我相信，未来中国对国际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会明显上升，从而推高粮食价格，所以农业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一定会展露出巨大的投资机会。”

　　最后，城镇化也将为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带来巨大机会。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达到50%以后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期，有数据显示，日本城镇化后服务业为工业产值的3倍，德国为2.68倍。而在中国，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服务业还比较落后，发展的空间也非常大。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长期处于调整期，增长放缓，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与此同时，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这意味着许多的企业和产业效益将继续恶化，许多的落后产能将被淘汰，许多效益差的企业将会破产或被收购。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未来几年也是企业和产业加快结构调整的黄金时期。

　　方向既明，我们当不要错失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