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美国重燃增长发动机的长期挑战
程实 | 2013-02-28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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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赤字率和负债率均值分别为5.47%和113.48%，大幅高于1980~2007年危机爆发前3.06%和61.03%的历史平均水平。总之，尽管美国经济当前呈现出阶段性领跑的态势，且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长期复苏的积极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复苏的挑战依旧存在。
[ 尽管美国经济当前呈现出阶段性领跑的态势，且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长期复苏的积极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复苏的挑战依旧存在 ]
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发表了2013年国情咨文演讲，在这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一系列美国关键问题的演讲中，奥巴马格外强调了提振经济作为长期目标的核心地位：“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重燃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尽管2012年岁末的财政悬崖风险尚未完全散去，但美国经济基本面情况依旧健康：家庭消费有序恢复，房市投资触底反弹，失业状况趋向改善。一系列短期积极因素和长期有利风向都为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的经济复苏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居安思危，从风险视角审视，长期内美国经济依旧面临五重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长期挑战，维护美国长期复苏的利益，将成为决定奥巴马能否完成美国经济复兴“未竟任务”的核心命题。
挑战一：增长压力长期化。
根据1月IMF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2013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2%，这一水平不仅较2012年低0.3个百分点，还较2012年10月的预测数据下调了0.1个百分点；2013~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估值的平均水平为2.9%，低于危机前1980~2007年3%的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不仅是短期现象，可能还将是长期趋势。
增长压力长期化的原因主要是潜在增长中枢的下移，根据IMF、OECD和美国CBO的计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际GDP相对于基于“经济基本面”估算的均衡水平低4.2%，却比线性趋势线低13%，这大致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均衡水平造成了接近8个百分点的长期增长损伤。均衡增长中枢下降一方面将加快宽松货币政策从产出效应向通胀效应的转移，加大“滞胀”可能性，另一方面将降低增长的就业创造和吸纳能力。
挑战二：国家信用缺失长期化。
2013年初，财政悬崖短期协议达成后，债务触顶、自动减支机制启动和临时预算案到期的压力已排上日程表，不仅在短时间内同时化解三方面的压力难度较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短期困难虽可以拖延式应对，但国家信用缺失却存在长期化的不利趋向。
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赤字率和负债率均值分别为5.47%和113.48%，大幅高于1980~2007年危机爆发前3.06%和61.03%的历史平均水平。除了长期透支增长的路径依赖，信用缺失长期化一定程度上还归因于财政、债务和增长的“负面三角效应”：高负债导致债务触顶成为常态，当前16.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可能在未来几年被逐级提升至超过20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常态化的调升不仅将伴随政治上的剧烈博弈，还将引致对财政巩固的相应要求，而财政巩固本身又将对增长产生拖累，增长压力长期化则将进一步加剧债务方面的偿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挑战三：就业高压长期化。
尽管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2月，美国失业率已从危机高峰期的10%降至7.8%，但就业市场在长期内依旧明显承压，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失业率均值为7.33%，高于1980~2007年危机爆发前6.1%的历史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失业率本身可能还低估了美国就业市场长期羸弱的程度。截至2012年底，美国就业不足率（即失业、准待业和兼职的占比）的阶段水平已从危机前的10%以下上升并稳定至14%以上；美国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也从危机前的20周以下上升并稳定至40周左右。这表明，在失业率高企的同时，美国劳动者获取和维持工作的信心下降，而失业本身对家庭和个人的直接伤害则悄然上升。
就业高压长期化，一方面将降低家庭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进而对美国经济增长主引擎带来深层打击；另一方面则将削弱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社会的“机会均等”，进而深层动摇美国经济的增长精神。
挑战四：创新缺失长期化。
创新能力不仅是“美国梦”的代表，也给美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深层助力。但金融危机对美国创新精神的损伤恐将长期延续，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体系的创新速度恐将放缓。根据彭博数据，2008~2012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全球金融机构造成了2.077万亿美元的损失，其中，美国金融机构受损就高达1.326万亿美元，在缓慢恢复过程中，美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更趋谨慎。二是美国制造企业的创新速度恐将放缓。2013年1月末，受平庸财报的影响，美国苹果公司股价大幅下挫，并丢掉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创新能力也正悄然下降。
创新缺失长期化，不仅是受到危机直接冲击的影响，还与冲击引发的美国保护主义抬头有关。尽管保护主义能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经济提振，但却会在长期内抑制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国际流动，进而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创新的传播、激励、普及和应用形成桎梏。
挑战五：金融不稳定长期化。
尽管起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已于2009年正式终结，但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并未彻底缓解，并可能长期延续。从微观层面看，尽管美国金融机构已度过生存危机，但其发展势头却明显趋缓。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层面看，美国金融体系出现了两种长期不稳定迹象：一是货币流动滞涩现象，根据彭博数据，截至2012年三季度，美国M1货币转手速度已从危机爆发前的10左右降至7以下，美国M2货币转手速度则从危机爆发前的2以上降至1.5左右。二是经济金融地位不对称变化迹象，根据IMF预估，2012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将从危机前的20%以上降至18.91%，2013~2016年恐将继续降至18.09%；而根据彭博数据，美国股市市值的全球占比从2011年就开始触底回升，2013年初已从危机前的不足29%升至32.65%，经济总量占比和股市市值占比的反向变化意味着，在楼市泡沫、衍生品泡沫被挤出后，美国新形式的金融泡沫可能正在积聚，这可能将对未来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尽管美国经济当前呈现出阶段性领跑的态势，且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长期复苏的积极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复苏的挑战依旧存在。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宣誓演讲中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是新的，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的价值观——勤奋、诚实、勇气、公平竞争、包容以及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却是历久弥新的，这些价值观是可靠的”。奥巴马在没有连任压力的第二个任期内，将如何在新的应对措施中借助这些可靠价值观的力量？这不仅将决定美国经济的复苏质量，还将考验美国梦的坚实与否，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
2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发表了2013年国情咨文演讲，在这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关系等一系列美国关键问题的演讲中，奥巴马格外强调了提振经济作为长期目标的核心地位：“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是——重燃美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尽管2012年岁末的财政悬崖风险尚未完全散去，但美国经济基本面情况依旧健康：家庭消费有序恢复，房市投资触底反弹，失业状况趋向改善。一系列短期积极因素和长期有利风向都为奥巴马第二个任期内的经济复苏奠定了物质基础。但居安思危，从风险视角审视，长期内美国经济依旧面临五重挑战。如何应对这些长期挑战，维护美国长期复苏的利益，将成为决定奥巴马能否完成美国经济复兴“未竟任务”的核心命题。
挑战一：增长压力长期化。
根据1月IMF公布的最新预测数据，2013年美国经济有望增长2%，这一水平不仅较2012年低0.3个百分点，还较2012年10月的预测数据下调了0.1个百分点；2013~2016年，美国经济增长预估值的平均水平为2.9%，低于危机前1980~2007年3%的历史平均水平。这意味着，美国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不仅是短期现象，可能还将是长期趋势。
增长压力长期化的原因主要是潜在增长中枢的下移，根据IMF、OECD和美国CBO的计算，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际GDP相对于基于“经济基本面”估算的均衡水平低4.2%，却比线性趋势线低13%，这大致表明，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均衡水平造成了接近8个百分点的长期增长损伤。均衡增长中枢下降一方面将加快宽松货币政策从产出效应向通胀效应的转移，加大“滞胀”可能性，另一方面将降低增长的就业创造和吸纳能力。
挑战二：国家信用缺失长期化。
2013年初，财政悬崖短期协议达成后，债务触顶、自动减支机制启动和临时预算案到期的压力已排上日程表，不仅在短时间内同时化解三方面的压力难度较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短期困难虽可以拖延式应对，但国家信用缺失却存在长期化的不利趋向。
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赤字率和负债率均值分别为5.47%和113.48%，大幅高于1980~2007年危机爆发前3.06%和61.03%的历史平均水平。除了长期透支增长的路径依赖，信用缺失长期化一定程度上还归因于财政、债务和增长的“负面三角效应”：高负债导致债务触顶成为常态，当前16.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可能在未来几年被逐级提升至超过20万亿美元，债务上限常态化的调升不仅将伴随政治上的剧烈博弈，还将引致对财政巩固的相应要求，而财政巩固本身又将对增长产生拖累，增长压力长期化则将进一步加剧债务方面的偿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挑战三：就业高压长期化。
尽管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12月，美国失业率已从危机高峰期的10%降至7.8%，但就业市场在长期内依旧明显承压，根据IMF的预测，2013~2016年，美国失业率均值为7.33%，高于1980~2007年危机爆发前6.1%的历史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失业率本身可能还低估了美国就业市场长期羸弱的程度。截至2012年底，美国就业不足率（即失业、准待业和兼职的占比）的阶段水平已从危机前的10%以下上升并稳定至14%以上；美国平均失业持续时间也从危机前的20周以下上升并稳定至40周左右。这表明，在失业率高企的同时，美国劳动者获取和维持工作的信心下降，而失业本身对家庭和个人的直接伤害则悄然上升。
就业高压长期化，一方面将降低家庭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进而对美国经济增长主引擎带来深层打击；另一方面则将削弱劳动力市场乃至整个美国经济社会的“机会均等”，进而深层动摇美国经济的增长精神。
挑战四：创新缺失长期化。
创新能力不仅是“美国梦”的代表，也给美国全要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深层助力。但金融危机对美国创新精神的损伤恐将长期延续，具体表现在：一是金融体系的创新速度恐将放缓。根据彭博数据，2008~2012年，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给全球金融机构造成了2.077万亿美元的损失，其中，美国金融机构受损就高达1.326万亿美元，在缓慢恢复过程中，美国金融机构的创新行为更趋谨慎。二是美国制造企业的创新速度恐将放缓。2013年1月末，受平庸财报的影响，美国苹果公司股价大幅下挫，并丢掉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宝座，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创新能力也正悄然下降。
创新缺失长期化，不仅是受到危机直接冲击的影响，还与冲击引发的美国保护主义抬头有关。尽管保护主义能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的经济提振，但却会在长期内抑制资本、科技和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国际流动，进而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创新的传播、激励、普及和应用形成桎梏。
挑战五：金融不稳定长期化。
尽管起始于2008年的次贷危机已于2009年正式终结，但美国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并未彻底缓解，并可能长期延续。从微观层面看，尽管美国金融机构已度过生存危机，但其发展势头却明显趋缓。更重要的是，从宏观层面看，美国金融体系出现了两种长期不稳定迹象：一是货币流动滞涩现象，根据彭博数据，截至2012年三季度，美国M1货币转手速度已从危机爆发前的10左右降至7以下，美国M2货币转手速度则从危机爆发前的2以上降至1.5左右。二是经济金融地位不对称变化迹象，根据IMF预估，2012年美国GDP的全球占比将从危机前的20%以上降至18.91%，2013~2016年恐将继续降至18.09%；而根据彭博数据，美国股市市值的全球占比从2011年就开始触底回升，2013年初已从危机前的不足29%升至32.65%，经济总量占比和股市市值占比的反向变化意味着，在楼市泡沫、衍生品泡沫被挤出后，美国新形式的金融泡沫可能正在积聚，这可能将对未来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尽管美国经济当前呈现出阶段性领跑的态势，且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长期复苏的积极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长期复苏的挑战依旧存在。奥巴马在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宣誓演讲中说：“我们面临的挑战也许是新的，我们应对挑战的措施也许是新的，但那些长期以来指导我们的价值观——勤奋、诚实、勇气、公平竞争、包容以及对世界保持好奇心，还有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却是历久弥新的，这些价值观是可靠的”。奥巴马在没有连任压力的第二个任期内，将如何在新的应对措施中借助这些可靠价值观的力量？这不仅将决定美国经济的复苏质量，还将考验美国梦的坚实与否，让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系金融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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