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认为，改革需要有路线图和时间表，其必要性在于改革有难度，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因为第一，现在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第二，改革缺乏共识

　　当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被归功于改革红利的时候，如何推进改革？吴敬琏认为是改革需要路线图和时间表，我的理解是从政府公信力的角度看问题，的确需要这样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因为过去10年间，我们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仅透支银行和财政，透支了银行和环境，而且透支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出现倒退。久而久之，人们对于政府的改革诚意和能力都产生严重的怀疑，改革首先要提高政府公信力。因为没有公信力，政府的政策无法得到贯彻，改革如果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将一事无成。

　　为了建立改革的公信力，我觉得有个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必要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的必要性在于改革有难度，和1978年相比，今天的改革要困难得多，第一，现在社会与经济中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贵利益集团，改革势必影响既得利益，当年邓小平同志决定启动改革的时候没有碰到现在这样的问题。第二，改革缺乏共识，1978年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十年文革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得到党内外的一致拥护。今天的中国比那时富裕了，但是如何解决温饱之后的问题，特别是收入分配问题，目前社会上没有形成共识，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改革比1978年困难很多的现实。改变的难度越大，越需要有一个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坚定公众的信心，增强改革政策的公信力，这是一方面。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要想实现确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非常困难的，要做很周密、详细的设计是非常困难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发端于基层，中央及时地予以肯定和推广，城镇民营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家干出来的。正像邓小平同志过问傻子瓜子这个事件所表明的一样，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如果不打压，不禁止就已经很好了。在过去的改革过程中，国家整体制度是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财税和外汇的改革，以及其他的很多改革主要是靠基层的实验和实践，政府的作用是及时总结经验，将民间的制度创新变为政策和法律。权衡考虑改革的公信力的需要和方案设计的困难，所以，我个人认为，路线图宜粗不宜细，实际上也不可能过细，因为制度演进在市场中有一个自我发展、自我调整的过程，这是国家事先很难预料到的。

　　所以，我们这个路线图，要想搞得非常细也不大可能，对于顶层来说最重要的是表明态度和给出方向以及目标。从改革历史来看，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曲折，出现什么样的反复，事先都很难预料。所以，想要有周全的整体方案，细致地执行步骤，统筹协调，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这不太切合实际，不仅不符合中国的改革实际，而且世界上的改革和制度变革也从来没有按照这种方式获得成功的先例。

　　强化改革的公信力也可以有其他方面的措施，最近已经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建议，要成立独立的国家改革委员会，将现在的发改委并入到新的改革委，这个改革委直接向全国人大汇报，而不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一就是我们改革是依靠部门设计方案，而这些方案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强调政府部门的重要性，扩大部门管制的方案，增加部门资源，以便最终将部门利益转化为个人利益。历史证明，这是一条以改革为名，而实为部门争权的邪路，今后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

　　这个设想也许是空想，设想中的国家改革委员会下辖法律、经济、政治三个委员会，法律体制改革的方向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各级人大作为唯一的立法机构，收回政府部门的立法权，法律体制改革的另一项任务是逐步提高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化程度。所以，经济学家是希望留给法学家和政治学家来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加强民众对官员的监督，制约和平衡政府的权力，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对于经济体制改革一些粗略的设想，尽管经济体制的改革实际上都离不开司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几件大事儿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政府退出经济。过去政府广泛地参与经济活动，对市场的过度管制和干预都构成了腐败的源头，政府退出经济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社会公正的双重意义，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的效率，而且还有助于从根子上反腐，从而实现社会的公正。为此，需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政府不退出经济，就有精力要参与经济活动，因为考评是GDP和财政收入。所以，要改变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机制，当然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任务，取消GDP和财政收入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改为群众满意度。

　　第二，财税改革。近期需要全面减税，而不是说以结构性减税为名，有增有减，实际上是只增不减，提高财政透明度，在地方财政的预算和执行方面强化各级人大的作用，严格执行预算法。不能把财政搞成黑箱，外界无从知道，民众纳税人更是无从知道，每年收多少钱，这些钱怎么花？要大幅地削减政府的支出，特别是在投资方面的支出和冗员工资支出，适当增加财政的自主性。

　　第三，监管改革。监管按照它的本意应该叫做规治改革，就是规范治理，而不是监督管理。我们一说监督管理，又变成政府管市场，政府管企业。我认为：交易主体，只要它的行为符合规范就可以了，不需要一个机构在那儿管理。其实更好的词叫规范治理。监管改革要遵照凡是市场能做的都交给市场做这样一个原则，实行最小监管法，把监管的范围缩到最小，提高监管的透明度，监管部门要依法监管，不得以监管为名，干预企业的经营，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行业组织，凡是有可能的地方，均用行业自律代替行业监管。

　　第四，取消国有和民营资本的区别。国有和民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歧视，资本就是资本，为什么要论血统，为什么要论出身？政府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开放石油、天然气、电讯、航空、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国有垄断，或者国有控制的行业。

　　第五，土地制度改革。从确定农民的土地权益入手，打破政府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对于保护农民利益，降低地价和房价，释放民间需求都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讲空谈误国，确实如此，确实要改变，真得实干。（本刊记者井华报道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