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经济的命题格外丰富。增长已不再是唯一的中心词。“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若GDP无法让民众增收，增速再高也是自拉自唱”；“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历史责任”。发自最高层的声音，正在聚集新一轮的改革能量。而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改革轮廓，也在这些声音中得以勾勒。

　　要改什么？

　　首先，要改的是错配型经济增长。尽管多年以来，不同类型的企业已经在政策层面被赋予了平等的“国民待遇”，但在资金层面仍然沟壑纵横。国有企业因为优惠信贷条件获得了强大资本规模，但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竞争力。而许多对经济和就业拉动效应更为明显的中小微企业则嗷嗷待哺。与此同时，前期获益于改革开放的充足社会资本则因为缺乏良好的投资渠道无从可去。由于资金配置水平偏低，激励创业创新的机制难以形成，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不得不借重于传统产业。其结果是，不仅是产业升级成了空话，而且导致落后产能过多释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每年钢需求量大约两亿吨，而实际产能高达7亿吨。每一吨钢都意味着GDP的增长，但是，实际上却代表了生产要素的浪费和增长的水分。

　　其次，要改的是错配型财富分配。经济的增长，归根到底需要通过财富分配体现。然而现实是，行业之间、岗位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财富支配能力极不平衡。尽管近十年来，没有发布官方的基尼系数，但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是全社会共同的观感。财富分配的不平衡，不仅会埋设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会使经济增长跛脚。近年来，由于外围环境不稳，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出口贸易大受影响。2012年，外贸出口增长10%的目标难以达成就是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扩大消费内需和加大政府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政府投资，不可永久持续，而且其边际效益总在递减，真正能够保证经济平稳增长的，是通过消费内需的扩大建立内生型市场，以此消化库存，保持市场需求。近年来，尽管不少地方居民收入增幅接近或赶上了GDP增幅，但是，与政府财政收入增幅相比，还远远不足。如果政府支出能力总是大于民众支出能力的情况不改变，中国经济最稳定的增长引擎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

　　再次，要改的还有市场发育的缓慢。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情况背离，房地产市场忽冷忽热，不仅搅乱了市场预期，破坏了市场信心，制约了民众获得财产性收入的空间，而且加大了调控成本。所有的市场，都只能基于法治环境才能发育成熟，因此，让市场得以纠偏并发挥应有作用，需要加大法治的培育。

　　中国经济，还远没有发挥出制度红利。让制度红利代替人口红利，需要找准切入点勇于改革。比如，让政府从经营型转身为服务型，让其花钱更有法理性，需要预算向民主化科学化进一步迈进；让民众对未来预期更加安全，需要收入分配改革的深入；让占据多数资源的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性同时激活中小企业活力，需要打破垄断门槛，引入竞争主体。所有改革，都是对于现有利益格局的触动。调整利益格局，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而归根到底，改革的目的是一个：经济应该为民众服务，而不是民众为经济服务。这正是我们期许于2013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