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开行的党委、纪委、董事会、监事会的人事安排及国开行业务范围也正式公布。其中，陈元任董事长、党委书记；蒋超良任副董事长、行长、党委副书记；姚中民任监事长、党委副书记。

    在9名党委委员中，除蒋超良(原交通银行董事长)和郑之杰(原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外，其余皆来自国开行内部。

    而本报此前所透露的国家信用支持保留2年也终成事实。

    国家信用保留至2010年

    按照银监会要求，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后，国开行各分行须在设立后6月内到当地办理更名手续，名称将变更为股份公司的分行，但不必单独报批。银监会还要求新成立的股份公司尽快建立健全公司治理，部门设置不得带有“局、厅”字样。

    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在宣读《银监会关于国家开发银行改制设立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时指出，股份公司成立之后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在2010年底以前风险权重为0。2010年之后发行的债券，由银监会按照市场化原则另行研究确定。自股份公司挂牌成立之日起，国开行所做的商业担保，按商业银行标准计算风险权重。

    在业务范围上，可以吸收居民储蓄存款之外的公众存款，发放短、中、长期贷款；可代理发行、承销政府债券，从事保理业务等。

    按照国开行的商业化转型方案，除设立集团性质的银行股份公司外，还将另设两大子公司，分别负责直接投资和投资银行。接近国开行的人士透露，这两大子公司将在未来择期申请成立，目前国开行正就两大子公司的高管人选问题进行最后的遴选，并确定具体业务范围。

    尝试向公众投资人发债？

    “商业化改革对开行冲击最大之处是债信变化的系列反应。”国开行有关人士由衷感慨。

    根据国开行相关部门出具的“债券资信变动对开发银行影响的分析与对策”报告显示，国开行商业化改革后，债信变化将使其筹资成本上升60个BP，风险权重变化将侵蚀商业银行近400亿元资本金。

    除了成本提高，来自银监会“投资集中度”的监管政策，将是制约国开行融资的最大难题，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一政策的制约将导致开行从源头“断供”。

    对此，上述人士表示，由政策性银行转型而来的国开行，今后仍将兼有“公共目标和市场目标兼蓄”的双重身份，不可能完全适用对传统商业银行的政策监管；国开行仍将维持债券融资的主渠道，就要有相应的制度性支持。

    该人士还透露，国开行争取多年的面向公众发债问题将再次提上监管部门议程。去年，国开行作为首家境内机构发行获准赴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曾尝试了向个人投资者发行，认购额接近发行计划的3倍，发行获得成功。经过数年发展与成功实践后，国开行的债券信用完全具备向公众发行的条件。

    为此，国开行将定位于批发银行，不会重复零售性商业银行以往的拼储蓄的人海战术，而是从批发业务的特点出发，发展与高端客户的战略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