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研究者认为，G D P增速已严重偏低，政府需再出台刺激政策推动经济增长。

　　其实，政府“稳增长”没有问题，关键是出台怎样的政策。当前我国经济下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能过剩，因此应容忍经济适度调整，不对增速合理下行过度敏感，同时下决心解决长期问题，这才是好的宏观经济对策。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不是总量增长的下滑，而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久拖不决。结构问题既有产业结构问题、城乡结构问题和区域结构问题，也有需求结构问题。

　　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速的温和放缓，已折射出两方面的结构优化过程：一是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在改善，进出口开始趋于平衡，顺差明显缩小；二是地区增长朝着均衡化方向发展，中西部保持较快增长，沿海地区则在由量向质转变，这是一种好的趋势变化，政策上应加以促进。

　　中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核心是需求结构问题，即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不足，其与出口需求趋势性放慢相结合，将使最终需求长期不足，这也是中央今年将增长目标调为7.5%的重要背景。

　　当前最应避免的是再次盲目刺激投资增长，人为地将经济增长率拉回9%以上。否则会产生诸多负效应。一是通过扩大产能来消化因需求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最终会制造出更大的产能过剩。暂时因刺激政策获救的企业未来会面临更大的产能过剩及价格波动风险。二是将再次触发全球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为发达国家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转嫁危机埋单，这也是一些国际机构积极鼓动中国放松宏观政策的背后原因。三是再次延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机会。

　　这样的增长模式，导致国家资源能源短缺却大量耗费；居民收入增长明显低于经济增速，却在住房上过度支出。刺激投资意味着放松货币政策，进而又会推高国际商品价格和国内房价。

　　基于以上分析，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到四点：

　　一是要做到“两个坚持”。即坚持去年以来的调控政策，坚持降低单一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现在的货币和贷款增长是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去年新增贷款7.5万亿元，创造了7万亿元的新增G DP，与2001至2008年的情况相似，目前货币供应量增长和贷款增长以及利率水平都显示，金融环境仍较为宽松，在经济下滑力度较大的情况下，可以适当放松货币政策但一定不能过度。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调控目标，可按6%至9%的区间来掌握，不必刻意追求9%，但要确保6%底线。

　　二是加快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过程，同时加快其他要素市场化进程。减少对微观企业的干预，鼓励企业兼并重组，那些在9%至10%的经济增长水平才能生存的企业，可能恰恰是需要淘汰的对象，而在7%至8%的经济增长水平仍能生存发展的企业将是市场的赢家，因此，经济增长率的调整将换来经济结构的实质性调整。

　　三是改变以往扩大内需即扩张投资的思路，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放到优化消费结构上，建立长效的消费稳定增长机制。

　　四是加快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发展，把资本市场作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战略工具，这需要产业政策与资本市场的有效配合，制订有利于产业升级和资本重组的资本市场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