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厂的资本逻辑
改革和开放,作为三十年不分不离的两个词汇,在这个中国大陆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不期然相遇。
2008年11月15日,东莞市虎门镇解放路7号。
曾经风光无限的“粤字001号”瓦铄满地,夷为平地。东莞太平手袋厂的影子已经无迹可寻。
1978年9月15日,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加工厂——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工商批文号:粤字001号,其前身即由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改办而成。
此时,放眼全国,改革的力量,已经在全国依照各自的发展逻辑破土而出。小岗村开始冒险“大包干”;西部的向阳镇甚至在酝酿乡村政权的变革。即使在北京,作为“庙堂之尊”的人民大会堂,也开始向民众打开一扇窗口。
粤字001号批文下发前两个月后,国务院在7月15日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
改革和开放,作为三十年不分不离的两个词汇,在这个中国大陆离资本主义最近的地方,不期然相遇。
从三来一补到三资企业,进而到现在国资、民营、外资三分中国的经济格局,这是一条并非被事先确立的演变逻辑。
1988年——改革开放10周年之际,太平手袋厂的员工基本都出去自立门户,做了老板。这是珠三角区别于江浙的另一条私营经济发展之路。更多的三来一补企业转型为“三资”企业,并形成了珠三角加工贸易的一大格局。
“粤字001号”
香港正面临转型,恰搭上中国大陆变革头班车。
20世纪50-70年代,香港已经建立了一个以纺织、服装、玩具、钟表、制鞋、五金、塑料、电子等为主的轻工制造业体系。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香港本土出口加工制造业由于土地、人力成本上升,面临加工制造业难以为继的困境。
香港面临转型。
而与香港一河之隔血脉相连的广东省东莞,正是农田遍野,鸡犬相闻,百废待兴。
1978年7月15日,国务院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7月底,有两三百人的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濒临破产,其老板张子弥带着几个手袋和一些碎布料,闯入东莞虎门,找到了一个叫唐志平的年轻人。
26岁的唐志平是虎门镇本地人,当时在东莞县太平服装厂负责供销业务。唐志平回忆,7月30日黄昏,张子弥拿出一个黑色女装手袋,又拿出一些手袋半成品的裁片,交给时任太平服装厂(太平服装厂是东莞二轻局下属的企业)的厂长刘艮,要求其照样子尽快仿制。
31日晚,东莞县二轻局和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关于开办太平手袋厂的谈判,唐志平参与其中。当晚广东省轻工局的相关领导也闻讯参加。
刘艮迅速召集唐志平等人商量,然后抽调了厂里3个最好的技术工人通宵赶制,第二天早上8点,一个新的女装手袋交到了张子弥手中。
张子弥看到太平服装厂没有任何技术指导,只凭一个原版手袋,就做出一模一样的样品,而且速度快,当即拍板将手袋加工厂落户在虎门。
当年9月15日,太平手袋厂开业,并获得由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国内首个牌照。
200万港元,外商投资第一桶金”
东莞县二轻局和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当时签下合同,张子弥投了200万港元,这是外商投资国内的第一桶金,还有原材料和设备。东莞方面出厂房、人力,只赚取加工费,每个月加工费的20%偿还给张,算作机器设备款。
“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厂收12元的加工费。港商投资,但算集体企业,我们掌握生产指挥权。”唐志平说。
太平手袋厂是中国第一家做来料加工、补偿贸易的,当时国内其他地方都还在“工业学大庆”。这也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源”,其“流”随后遍布珠三角。
但这毕竟是第一次与“资本家”合作,东莞的经济一小步,在当时是政治一大步。
“太平手袋厂开业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很多人都担心跟香港的资本家一起做事,会不会犯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错误?有没有资产阶级思想?搞三来一补对不对?”曾经担任三届太平服装厂长的唐志平回忆说。
张子弥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到东莞,教授使用设备。这之前东莞用的都是脚踏设备,张子弥全给改成电动设备。不到半年,张即把香港整个工厂关闭了,几百台机器设备都搬到了东莞。
“在太平服装厂的时候,工人工资很低,一个月18元、28元、38元不等,但是太平手袋厂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悄悄用香港的‘按件计酬’分配方式,多劳多得。而当时国内都还是‘大锅饭’、‘平均主义’。” 唐志平告诉记者。
冲击随即而来。
唐志平说,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员工手里后,整个虎门几乎都轰动了,连学徒都能拿到80到110元的月工资。高工资随后带来“寻租”,很多人走后门要进厂,当时作为主管单位的二轻局,成为公关对象。“一些领导也把自己的亲戚安排到厂里来。”唐志平说。
手袋厂用的厂房借用的是太平竹器厂,大家同一个门进,工资差别却很大,竹器厂的人很羡慕。五个月后,太平手袋厂就兼并了竹器厂和综合修配厂(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从200多平方扩大到1万多平米的生产面积。
太平手袋厂还根据张子弥的建议,在管理上学习香港的经验,“当时管理制度是用手写并贴在工厂门上,规定迟到要罚钱、不准偷懒、不准抽烟等。在太平手袋厂是没有人情讲的,什么都要根据制度来。
“资本主义的一课”在东莞迅速开花结果。东莞市虎门镇经济贸易办公室人士告诉记者,太平手袋厂在两年后员工就达到了700多人,每年加工费达到200万元。1981年,全部偿还完张子弥的200多万元设备款。至此,太平手袋厂就挂在虎门镇外贸部门下。
香港更多的“张子弥”随即蜂拥而来。很多香港老板都过来参观这个厂,很多后来都来投资。打消了当时港商对内地政策的顾虑。
“当时中央的精神是引进外资,解决就业、温饱问题。所以还提倡搞劳动密集型企业,而手袋厂达到了这个效果。因为虎门镇本地人少,后来太平手袋厂还去江西九江招工,一年就招200人。”东莞提供的相关材料上,如是总结,并称,这应该是东莞第一批外来务工人员,如今他们以“新莞人”称呼,在东莞,新东莞人已经占多数。
“全国第一个补税仓”
第一家“三来一补”、 率先引入香港的管理模式、较早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转变为“进料加工、正常贸易”、全国第一补税仓、较早从外销转为内销,从“三来一补”转为自主品牌等多项“创新”, 虽然太平手袋厂已经无迹可寻,但是太多的第一,让这个缺席的手袋厂,成为不可缺席的改革地理坐标。
1984年太平手袋厂开始增加正常贸易,这也是全国首家来料加工转为进口加工的企业。从原材料到加工费,都是用美元结算。太平手袋厂曾经的销售科长吴国良说,“因贸易量增加,张子弥还建议在南海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补税仓。”
当时中国还没完全开放,进出口贸易都由各地的外贸公司独家经营,作为工厂是没有自主的进出口权的。
太平手袋厂通过外贸公司跟张子弥签合同,外贸公司收张的美金,手袋厂再收外贸公司的人民币。看起来复杂的程序,却引致了新的经济模式的诞生:从单纯的加工型变成自己采购原料,从“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变成了“进料加工、正常贸易”,“生意就越做越大了,合作的伙伴也不限于张子弥一个人。”吴国良回忆。
太平手袋厂开始转做正常贸易后,还是以张子弥的单为主。随着张子弥在虎门迎来其事业的第二次高峰时,张扩大了在内地的业务范围,在中山、南海也做皮箱之类的生意。
当时交通很不方便,虎门到深圳都要6个小时。在海关报关,要耗很多时间。张子弥就建议申请个补税仓,后来经过论证后,在南海建了中国第一个补税仓。有了这个仓之后,货物打个封条就可以走的。当时国内没有的原料,手袋厂也是从补税仓拿,结算的时候再扣钱。香港人张子弥这个建议成为后来保税区的雏形。
到1983年,太平手袋厂进入高峰期。张子弥找到供销科长吴国良,让他帮忙跟外贸公司谈判签合同,看可否把价格拉低,比如说本来70元一打(手袋),能签到60元一打,赚的10元就五五分账。
“这种拿回扣的事儿在现在已经是遍地开花,如果按照当时手袋厂的产量,一个月就成了‘万元户’了。“但是我不敢,那是违反国家法律的事情。”吴国良说。
员工都出去做老板了
第一年,太平手袋厂获得加工费100万元,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太平手袋厂自此拉开了东莞利用外资的序幕。
从那时开始,东莞各村镇相继利用原有的饭堂、会场做工厂,承接各种‘三来一补’业务,而且这种模式迅速在珠三角以及全国推开。
1994年2月,广东此类企业出口额达150.8亿美元,占当年全省出口贸易额的30%,占全国该类出口总值的83%。到了2002年,“三来一补”企业数量达到顶峰,仅东莞在册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达1.2万家。
上世纪80年代初,太平手袋厂第一任厂长刘艮因病过世,副厂长刘积光被二轻局安排做了厂长。到了1985年,国家搞体制改革,推行厂长责任制。太平手袋厂进行全厂大选举,全厂700多个工人都参加了投票,唐志平得到了600多票,做了厂长。
唐志平做了一把手后,除了做出口,也做内销,开拓国内市场。
太平手袋厂在国内开的展销会引起轰动。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设了中国最大的展销点,展销会一开,七八重人就围了过来,“挤都挤不进来,拿了钱就扔过来,我们就扔个包给他,看也不看的。”唐志平说,当时国内的包都是军用帆布包,印着一个毛主席头像,还有“为人民服务”的字。太平手袋厂用的是尼龙布,还有印花,“我们的包是国内没有的,当时很时尚。但是现在当初的帆布包又成了流行。”
当时手袋厂在广东省注册的是“金虎”牌,还成为广东省优质产品,并获得过国家出口产品金奖。
1990年代初开始,很多员工都掌握了做手袋的技术,大多都自己出去做老板,开手袋厂去了。同类的厂子多,竞争激烈,太平手袋厂也就衰落了。”
1996年太平手袋厂倒闭。此时,只做加工变成采购兼加工,再变成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进而向OEM(贴牌加工)到ODM(委托设计生产)、OBM(自有品牌营销)的转变,已经成为中国成长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路径。
太平手袋厂的衰落,本身是一个隐喻:中国制造的升级之路及其时代使命。
就东莞外资而言,第一批是港商直接来东莞投资,接下来是一批从深圳转移过来的工厂,以轻工制造业为主。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电子、IT产业作为东莞市第二批投资大户也纷纷向深圳、东莞转移,这类产业已经成为东莞市GDP增长的重要力量。
传统的“三来一补”产业遭受新兴电子产业冲击,同时,近年来,国家以及东莞发展战略的调整,加上其自身经营、技术水平的限制,盛极一时的“三来一补”企业或关闭,或迁移,或转为独资,或经历了痛苦的转型,或正面临着转型的蜕变。
今天“东莞堵车,全球缺货”已经彰显东莞作为“世界工厂”地位。在东莞市2007年超过3000亿元GDP的背后,蛰伏着影响东莞制造业各种要素的异动。这些要素曾经铸就了东莞的辉煌,而今也直接左右着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