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国政策当局现在已经将“保增长”设为最重要的目标，而在拉动GDP增长上面，出口是一辆非常重要的马车，如果出口下降过快，那么对GDP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商务部的这次出口退税调整方案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出口”的重新审视.坦率地说，此前中国主流观点对出口过于藐视，认为出口企业需要在压力下升级，而不能总是“低端化生存”，并将出口企业辛苦赚来的贸易顺差（外汇占款）看作是一个干扰和冲击中国货币政策稳定的麻烦，希望通过激进的人民币升值和税率调整来消除这个麻烦。笔者曾在此前的评论文章《应珍视中国外贸的价值纯度》中提到，反对那种将“外贸顺差”看作是麻烦源的思想、并认为不应该用激进的汇率调整和出口退税调整来打击外贸。现在事实证明，这个文章观点是正确。

    经济学家Sebastian Edwards在其著名论文《On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nd the Correction of Global Imbalances》里检验了最近35年来160个发达国家、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外贸变化，发现两个有趣的现象：一个是大国的贸易顺差不会持续太久 （小国则有20年以上的顺差，例如中东国家、北非或新加坡、瑞士），而且顺差衰减时的变化率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顺差步入峰值，走下坡路的时候，它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另外一个现象是外贸顺差的国家永远是非常少的（平均来说只有28%的国家是顺差国），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贸易逆差国。而且，整体而言，顺差国一般比逆差国的经济效率要高。

    Edwards的判断给我们很大的启示，首先如果到了用政策来消除外贸顺差的阶段，那就证明外贸顺差时代就要逐渐终结了，而且用汇率等政策来消除将加速这个局面的出现。而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珍视顺差，而不要仅仅将它视作“带来流动性过剩的麻烦”。众所周知中国的GDP增长的拉动因素有三：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一个是外贸。经济学大师萨缪尔森曾经开玩笑地说，“GDP在很多环保分子眼中就是全民总污染”。的确，就像一则尖刻的笑话所说“两个经济学家可以付费让彼此吞食大便，虽然无人会觉得味道好，但是增加了GDP”。当然，这个笑话也暗示了，GDP存在一个“价值纯度”的坐标，有些GDP增加就像“吞食了大便一样”，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在中国，只有具备常人的直觉理性就能感知，外贸的“价值纯度”是最高的，消费其次，而投资最低。原因很简单，投资是最容易发生“寻租”、“政绩工程”的领域。而且用投资建立大量基建拉动经济增长是过去的一条“老路”，虽然这条老路并非错误，但效率不高也是事实。中国的消费拉动GDP“价值纯度”要比投资高一点。相反，外贸是官僚“寻租”最少、相对没有“形象工程”因素的领域，它提供的是一种更为真实的效率改进和福利增加。这也解释了“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为何比“进口替代型”国家更有前途，也解释了贸易顺差国的整体经济效率为何比贸易逆差国的效率要高一些。

    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政策应该“善待”出口，同时也应该意识到外部需求下跌是个无法绕开的难题，那么刺激经济的第二着重点就应该是放在“消费”上。而拉动消费则需要对民生项目进行“投资”，例如建立社会保障的安全网、发展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民生项目，使得国民能够用一种安全的心态看待未来，从而减少“谨慎性”储蓄、减少那些为预防“不时之需”的悲观性储蓄，这才是刺激经济的长久之道。

    实际上，只要解决好必要的民生问题，刺激消费是很容易的。我们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上个世纪70年代储蓄率达到峰值，随着日本政府对民生的投入，家庭储蓄率下降很快，上世纪90年代的老龄化又助推了储蓄率的下跌；中国台湾地区亦是如此，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当局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使得台湾地区的储蓄率和人均GDP的增长率呈显著负相关，储蓄文化消退消费哲学盛行。中国目前也处于老龄化的拐点阶段，未来的消费支出必然是扩大的、80年代生人的新生代接纳更为激进的消费文化，只要政策当局加大对民生的投资，刺激消费要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为成熟。